一九八四年，當時的蘇聯情況異常：國防部長暫緩了出訪日程；蘇聯最高領導人安德羅波夫之子被密召回國，國家電視台用古典音樂取代了正常的音樂和文藝節目……嗅覺極為敏感的一些西方國家人士推測到安德羅波夫亡故了。當夜，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一次晚宴上，他們紛紛向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探詢。多勃雷寧在談笑風生中，巧妙地運用了模棱兩可的策略回答了這個很難直接回答的問題。他說：“他好好的都會被氣死了。”其實，安德羅波夫前一天就亡故了，隻是克裏姆林宮當時正在安排權力移交，密而不宣罷了。
學會運用模棱兩可的策略，和使用模棱兩可的語言，不僅可以謙虛地表達意見，使對手服從自己，也可以使自己較少地失言和出錯。如果洽談中對方提出了比較尖銳的問題，自己一時不知怎樣回答，請記住千萬不要急於回答，更不必擔心拖延回答會如何如何。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一些模棱兩可的話先把問題岔開，等考慮好了再回答也不遲。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一家企業和日本一家企業就引進技術設備問題進行洽談。洽談中，日方代表在出售技術設備的價格上堅持已見，使洽談陷入了僵局。這時，中方代表沒有繼續在價格問題上討價還價，而是撇開了這個話題，大談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明確表示中國要引進外國技術和設備的決心很大，因此不僅要同日本人打交道，還要同美國人、歐洲人打交道。日本代表也很敏感，悟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從而意識到：如果這次洽談斤斤計較，就會影響雙方的關係，甚至會失去中國這個廣闊的大市場。於是，日本人作了讓步，雙方很快取得了共識，簽訂了協議。
38．直截拒絕法
勇敢是對於通常會引起恐懼的東西抱著鄙夷態度的品質，它鄙薄、蔑視、壓倒一切恐嚇我們、桎梏人類自由的東西。
如果你采用了許多拒絕的方法，而對方就是不領會，還是一味地死纏硬磨，那就應當直截了當地回絕，要敢於說“不”。
如果對方提出的要求違背原則，也要直接說“不”，不要給對方以任何希望或可乘之機。
盡管一口回絕可能得罪人，但自己可以落得個心裏踏實。特別是領導幹部有時更應該采用一口回絕的方法。凡是有利於公益的事就做，凡是有背於公益的事堅決不做。
1928年2月，夏明瀚不幸被捕。盡管敵人軟硬兼施，但他鐵骨錚錚，堅強不屈。敵人決定殺害他。在下毒手前，國民黨一個高級軍官主持做最後“審訊”，妄圖多少獲得一點有用的東西。“審訊”中，夏明瀚故意用答非所問的技巧，無情地嘲弄了敵人，使敵人狼狽不堪。在最後“審訊”中敵人烤問夏明瀚的姓名時，夏明瀚說姓冬；問他年齡，他說是共產黨萬萬歲；問他籍貫，他說四海為家，籍貫是全世界；問他的宗教信仰，他說共產黨人不信神不信鬼。當敵人驚問夏明瀚為什麼“強詞奪理”、“胡說八道”時，夏明瀚回答說我是按照你們國民黨的邏輯在跟你們講話，你們都是這樣，把黑說成白，把天說成地，把殺人說成慈悲，把賣國說成愛國。所以姓夏說成姓冬理所當然。
敵人無計可施了，氣急敗壞地宣布：“就地處決！”夏明瀚從容地要來紙筆，揮筆寫下了光照天地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瀚，還有後來人！”寫完，擲筆於地，慷慨就義。
再如1931年10月，王若飛同誌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他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揭露駁斥敵人的誣蔑，把法庭當成了戰場。
首次開庭，一個姓靳的法官劈頭就問王若飛參加共產黨的犯罪事實，王若飛同誌輕蔑地望了望靳法官，然後反問他是否懂得法律，那法官如學生回答老師的問題一樣，恭敬回話。然後王若飛同誌加勁說道，什麼民國？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強盜！所謂“緊急治罪法”，無非是保護帝國主義、在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法律！試問製定這種法律的時候，有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其他勞動者參加過？你們執行這種法律，隻能說明你們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的工具，是它們忠順的奴仆而已！王若飛義正詞嚴的答辯，弄得偽法院院長和靳法官麵紅耳赤，好半天說不上話來，靳法官隻好強詞奪理地說：“我不管你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我有什麼罪？我犯的是反對你們禍國殃民的罪行的‘罪’！是反對你們投敵賣國的罪行的‘罪’！是反對你們專製獨裁、剝削人民、欺壓人民和貪贓枉法的罪行的‘罪’！如果你們真是英雄好漢，如果你們還有一絲一毫的天理良心，咱們就到大庭廣眾中去，讓群眾評一評理，是共產黨犯罪，還是你們犯了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
“你這樣的目無法紀，我們不讓你到街上去煽惑群眾！”
王若飛說：“原來你們的法律是見不得人的！”
王若飛同誌駁得偽法官們張口結舌講不下去，隻好宣布退庭。
以上兩例他們視死如歸，不但揭露了敵人的陰謀，而且宣傳了真理，這不是一般的拒絕，而是嚴辭斥責。
當然，在和平時期，托你辦事的人不是敵人，我們不可能斥責，但對於違背原則的請求進行嚴辭拒絕還是可以參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