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邦易武記及其他
好看
作者：雷平陽
一
黑山對黑山，牛角對彎彎；
誰能破謎底，金銀一大罐。
民間傳說，這是刻於倚邦土把總、奮武郎曹秀的妻子陶毓大墓上的一個謎語。曹秀及其父曹當齋，乃至其後人曹世寵、曹世德、曹輝業、曹銘、曹瞻雲、曹文應、曹清明、曹仲書等土千總和土把總，各種文獻中，均有墨痕透紙，古六大茶山的靈魂，遊蕩於曹氏家譜之中。唯獨這一謎語，盛傳於民間。民間，是一部平躺在大地之上的史書，有石頭、泥土、植物和生靈，不斷地在其間枯榮幻變，催生催死，豐饒和苦難相生相伴。但它往往也像一串無法破解的謎語，誰都很難在土司、貢茶、商旅、匪患、貞節牌坊、皇帝詔書、瘟疫、謀殺和古道等一係列，必須加以無數備注的詞條中，找出一個有關時間和史實的謎底，並因此得到那一大罐設謎人所藏的金銀財寶。而且，普遍情況是，當我們一層層剝開光陰的塵土，往往什麼也找不到，每一座墳塚之中，埋葬的隻是衣冠和靈魂，那些離墳而去的人，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去向何方。更要命的是，諸如阿卡寨，當有人從四川來信，說一個叫“三楞坎”的地方埋著一大堆銀子，人們卻連哪兒是“三楞坎”都不知道了。
也的確有人醒著，在一連串的風暴眼中，他們因為家族的那盞不滅之燈的照耀，在多年以後，不經意地就道破了天機。在《蠻磚莽枝革登記》一節裏，大家都看到了，我為時間所困，找不到古六大茶山衰敗的原因，可到了曹氏家族的手上，這純粹是小兒科。與1936年承襲倚邦土司之職的曹仲書同輩的曹仲盆先生，在1965年10月說：“病疫的流行，特以道光年間以及民國初年兩次較為嚴重……又一份資料寫到：道光二十五六年間，茶民俱遭瘟疫，無藥治療，三死其二，故應解貢典，不能早完。此證實當時人口死亡甚眾。”話語中的兩個時間概念，道光二十五六年間，即我所考察的孔明山下石梁子寨眾多墳塚的葬埋時間；民國初年，則是莽枝大寨豪門張氏、革登大寨邵氏等家族的衰敗期。沒錯，都是瘟疫葬送著人間的命運，都是瘟疫在主持著一場生與死的悲喜劇。兩個時間，先倚邦，後易武，人沒逃厄運，茶亦沒能幸免。想想，當“三死其三”，或如莽枝劉氏“十六弟兄如數死光”，或如革登潘氏“九弟兄剩一”，人煙早已被抽空了，什麼貢茶，什麼倚邦和易武，豈有不空之理？
二
2006年，《西雙版納日報》創辦《普洱茶周刊》版時，我的朋友劉大江曾約我寫發刊詞。在那篇短文中，我強調了這樣兩個觀點：第一，普洱茶乃是喜瑪拉雅文化圈裏的產物，別之於傳統中國茶文化；第二，100年時間，偉大的倚邦和易武，由大都市變成了廢墟，上海則由小漁村變成了大都市，雲南的區域文化存在著嚴重的反向或返祖現象。
說倚邦和易武是大都市，基於古代的城建規模，而非今日以千萬人口之眾來衡別大城之大。說倚邦易武之大，最確切的資料源於檀萃之《滇海虞衡誌》：“……周八百裏，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數十萬人，集於六山之間，是不少了，如若都屯居於倚邦或易武，則不甚其眾。因人眾而為城，素來都是人類發育史上的慣例，因此，自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開始，倚邦都是倚邦土把總司的所在地，1927年曾設縣稱象明縣。至於易武，亦於1729年因伍乍虎（善甫）“率練殺賊有功”而授土把總世職，並成易武土把總司所在地，經曆伍朝貴、伍朝元、伍英降、伍耀祖、伍榮曾、伍定成、伍長春、伍樹勳和伍元熙等十代土司，1929年由象明縣分出，設鎮越縣。
易武有一石淚，或稱馬道子石淚，或稱白雲淚，或稱仙人洞。傣語稱“探目易武萊”，探目，淚之意；易武，母蛇和女蛇之意；萊，花朵之意。全句即“花朵般美麗的母蛇居住的石洞”，這就是易武被稱之為“美女蛇居住的地方”的來源。在這個洞中，有清人張汝恭題寫的“天涯”二字，字風字骨，與海南三亞的“天涯”大同小異。都是天地的死角，石壁上的字，猶如偏居林中的象，壯碩肥美，但又如逼至絕路的英雄，鐵骨成灰。“天涯”二字的旁邊，是1896年雲貴總督菘蕃派往此地，與法國人勘界並割讓猛烏和烏德兩地的官員們題寫的詩詞。其中一個叫許台身的，一貫的漢官脾氣，說什麼“若使祖龍鞭可借，豈容流落到南蠻”，他以為這個南蠻石洞配不上他，真是不知敬畏。不過，他的《浪淘沙》倒是說出了他們這些隻知割土求和的清代官僚的國格之痛和人格之小：“奉使出岩邊，謀慮多艱，才疏朝夕愧無聞。最憾重洋來外侮，民事堪憐。世事莫爭妍，滄海常遷，天留奇洞在人間。補種桃花三百樹，循跡桃源。”真是弄不明白，國難當頭，土地割了，他還想著在這兒補種桃花，隱居了事。與許台身一起來的，還有一個人叫黎肈元，也在石壁上寫了《浪淘沙》：“邊地寄行蹤，直道難容，盤根錯節難英雄。璞抱荊山空自歎，氣吐長虹。往返兩春冬，世事朦朧，欺君秦鬆主和戎。縱有張韓劉嶽誌，失水蛟龍。”讀這種人的詞，總讓人覺得晦氣，有負易武的青山綠水，鑲刻於石，石之大辱。一下子就想起了對英法等帝國進行“零容忍”的林則徐，他一樣的不得誌，在縱欲自戕的鹹豐帝的掌心裏，宦海沉浮，身不由己，可他一旦有機會直麵洋人，出口的詩句驚天地、泣鬼神：“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因為如此，英國蠟像館在鴉片戰爭後不久，還充滿無限敬仰地為林則徐夫婦塑造了蠟像，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合著的《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一書中，亦稱林則徐“像碧藍如洗的天空一樣純潔無瑕”。反觀這兩個偷生於易武、一副失魂落魄狀的小官僚，真讓人哭笑不得，他們的氣度，與鎮越縣長、宣威人趙思治相比，都是人鬼兩重天。趙思治刻於石壁的詩雲：“兩場古洞本相間，隻為兵農日往還。壁峭懸岩難結草，泉清亭小可培蘭。喜鄰桃源添廣廈，嘯傲竹城含遠山。金甌已缺空浩歎，國防重寄在荒蠻。”
明清茶熱，加之清朝廷於六大茶山采辦貢茶，並於倚邦的曼鬆建禦茶園，且於道光25年即1845年修通了易武至普洱的240多公裏的石板大路，輔之民國又設縣沿於倚邦和易武，倚邦和易武，連同曾設同知的基諾山巴高，無疑都以茶葉的名義，在中國的邊緣政治史上，留下了堪稱神來之筆的一闕華章。神鬼莫測的是，不足百年，幾度興衰；再不足百年，1942年，倚邦毀於修樂起義軍點燃的大火，之後便一蹶不振；易武雖未遭較大的顛覆，亦唇亡齒寒，滿目都是廢墟。自2000年以來，我多次徜徉於倚邦街和易武鎮，最大的感觸，它們並沒有因近年的普洱茶還魂而強勢崛起，除了一湧而上的製茶作坊透出勃勃生機以外，兩個名滿天下的普洱茶聖地，仍然像天下無數的聖地一樣暮氣沉沉。鋼筋水泥的房子多起來了，與製茶有關的殘碑、壓茶石、廟宇和會館，卻在大踏步地消失。與那些埋魂的古墓相反，我的印象，當代代相傳的普洱茶文化之魂，被人們用當代的咒語和魔符，逐出寨門，這兒存活的無非是普洱茶的行屍走肉。我不是一個工商文明時代的悲觀主義者，可曹仲盆先生《倚邦茶山的曆史傳說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金石之聲，黃鍾大呂，震得我耳膜欲裂：“民國二年，內地漢商又逐漸流入茶山，才又將茶葉經營起來……此次茶葉經營的興起，曆史不過二十幾年，雖然遠不及過去清朝時代，但也可觀……又聽人講，這次茶葉的衰退，源於茶商搶購當中，製造了部分假茶，特別是易武搞的較多，致使對方不買。所以曆史的名茶倒了牌子，造成製茶停業（此事記得是我在易武區曼臘鄉丁家寨楊玉勳講述所聞，該人原是那裏的本地人，而且也是小茶商之一，我自己也認為可能有之），從此以後，茶號倒閉，使倚邦的茶業遭到了嚴重的不可彌補的損失。”眾所周知，在解釋民國時期的古六大茶山普洱茶衰敗之因時，常見的解釋都說緣於法國人的無端打壓，使越南這一普洱茶的最大聚散地受到了不可想象的破壞，但曹仲盆先生的文字，卻讓人在瘋狂地把外因罪責無限擴大的時候，一針見血，挑開了內因的巨大膿瘡。我知茶農命運多艱多舛，我亦高聲呼籲建立“古六大茶山普洱茶文化保護區”，可當曆史的鬧劇露出重演之勢，我亦隻能像題詩於石壁的那兩個小官一樣，空歎息。
為此，從人類文化學的立場來看，倚邦和易武，仍然在不斷地縮小。《後漢書·南蠻傳》“交趾……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而食之，謂之宜弟……”這種“食長子之風”，《墨子·魯問》雲：“楚之南有啖人之國焉，其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也宜弟。”同樣，在《墨子·節葬》中也有記載：“越之東有駭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噉人國、啖人國和駭沐國，之所以食長子，據說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婚前性行為極度自由，長者往往不知來路，為了純潔血統，所以食之，而且這些國家有幼子繼承父業的傳統，長子不食，恐生後患。這種“宜弟”之習，讓人毛骨悚然，但如若我們把古六大茶山視之為普洱茶的父母，把祖先傳襲下來的普洱茶文化視之為父母所生的長者，那也就不難發現，“食長者之風”並沒有滅絕，所謂“宜弟”，不僅沒純潔血統，而且讓那些打著科學旗號，用外人捐獻得來的精液，靠試管人工孕育而成的孩子，掌管了父母的領地。
也就是上一個月，我在走訪古六大茶山的時候，曾接過一位朋友的電話。她說，針對某些強勢媒體對普洱茶的惡意攻訐，一些茶商和學者，在昆明召開“保衛普洱茶研討會”，希望我參加。我肯定不會參加。第一，在我心中仙品一樣的普洱茶，不需要誰來保衛；第二，麵對一點點風雨，淡定寂靜並屢遭內外邪力擠壓的普洱茶，具有一笑置之的品性；第三，南糯山的古茶樹王一聽“保護”二字，自己就被嚇死了，“保護”二字，犯凶；同樣，當易武成立了普洱茶博物館，我力主的“保護”所導致的是，向守館的工作人員敬索一點文史資料，他的第一句話是“拿錢來”，所謂“保護”，不是推廣和分享，而是封鎖和壟斷；第四，別人是在為保衛自己的錢袋子而努力，我在旁邊喊口號，自作多情；第五，別談保衛，洗手焚香，認真做茶，茶之大幸焉！第六，授人話柄，還不讓人說，天下哪兒有這樣的理？巴菲特有句名言在世界上廣為流傳：“隻有在潮水退去時，才知道誰一直在裸泳。”我以為，有此潮水退去的良機，不妨讓我們看看究竟誰一直在不知廉恥地裸泳，因為我也早已厭煩了個別敗壞普洱茶清譽的不良茶商。
三
在距倚邦街二公裏左右的一道山梁上，埋著“普洱茶之父”曹當齋，這道山梁也因此被稱為“官墳梁子”。與易武土司伍乍虎一樣，倚邦土司曹當齋，於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因“率練殺賊（緬甸軍布隊）有功”而被授土千總世職，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以軍功升土守備，其轄攸樂、架市、習崆、莽枝、蠻磚和革登6大茶山。在整個清代，倚邦一直都是古六大茶山的心髒，而作為清朝廷的土千總和土守備，亦作為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六大茶山貢茶采辦官，曹當齋在統治六大茶山期間，其最大的功勞，也許並不是他將普洱茶推到了貢茶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從四川等地招募了大量的人員入山種茶，使六山真正地成為了茶葉之山。《猛臘縣誌》載：“清雍正元年（1723年）前，茶區農民就采製樹林茶，即大葉種茶。雍正年間（1723-1735）石屏、楚雄、四川等地漢族遷來本地茶區後，帶動當地少數民族開始對樹林茶進行改造，砍去茶樹周圍的雜樹草，翻鬆茶地，實行中耕管理。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開山種茶，大建茶園，實行育苗移植法種茶，品種均為大葉種茶。”此中所列時間，絕大部分都屬曹當齋執政期，隻有其死後（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的時間，才是其子曹秀當政。也就是說，在曹當齋管理古六大茶山的44年內，曆雍正和乾隆兩朝，以非凡的遠見卓識和強大的執行力，安撫夷民，開山種茶，整修道路，打擊奸商，營建了普洱茶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讓幾千年來隱身滇土的普洱茶走上了波瀾壯闊的茶葉貿易的曆史舞台，並夯實了普洱茶作為貢茶的茶山根基，其開辟的曼鬆禦茶園，更是把普洱茶的曆史地位推至了巔峰。
“官墳梁子”距倚邦二公裏左右的路程，但要從鄉村公路下到曹當齋的墓穴處，要走半個多小時的林中小路。小路的入口處，長滿了最常見的飛機草，一種極端醜陋而又繁殖力無比強勁的草。據說這種草之所以叫“飛機草”，乃是因為它們是抗戰時期，日本人的飛機撒播下來的，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讓這一片錦繡河山，變得醜陋不堪。我不懂植物學，什麼時候得求證一下。在飛機草旁邊，丟著一雙沾滿了泥濘的旅遊鞋，想必是某個茶人，在拜祭了“普洱茶之父”後，在此換鞋而遺下的。
路至林中，以一小塊空地為圓心，就分成了很多條。與我同行的王智平，一邊采食野果和野樹尖，一邊跟我說，任何一條路都通向當齋墓。並且，還補充了一句：“我也要好好做茶，至少要把普洱茶的傳統文化精髓傳承下去，讓人們能喝到最好的普洱茶。等到死了，也建一個墓碑，讓無數的人們，在墓前走出一條路！”想想，他說得非常有理，曹當齋這一個入山做茶的川人後裔，盡管他全部的心力並非隻花在茶上：作為土司，他的德行，須服眾，一個異鄉客，血統不正，服眾之艱更甚；作為朝廷命官，才智韜略，殺賊驅虜之功，須在人上，既不惹怒山水，又要邀民心，悅朝廷，殊為不易！埋骨山野者，何其多矣，能在極地開辟近二百年的家業而上下皆譽者，不多。從其閱曆，我們亦發現這樣一個真理——作為一個好土司和好的朝廷命官，他肯定做下了數不清的善舉德行，可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普洱茶，何也？為民生計，一善傳萬年。我之仰當齋，他不像其他漢官因文化和生理上的水土不服而出言不遜，力主漢風融入夷風，就連家族的血液，也都化作了這片土地的甘霖。僅乾隆一朝，曹氏兩度為帝王敕命，所謂世俗的榮耀，難出其二了。據家住莽枝山牛滾塘的袁其先老先生講，曹家的一位後人，曾著書敘述曹家與古六大茶山的血緣史，我想讀之，可惜都毀於“文革”，一本都找不到了。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所選的那條通向當齋墓的路，樹影浮動，太陽的光，一塊一塊的，就好像天上人間的旅程上，有無數的神靈在不停地搬運黃金。與我想象中的聖靈之墓存在巨大的差異，我以為當齋之墓，一定有維護和修繕，實際情況是，這一個古六大茶山的心髒，敕命碑旁長出了大樹，碑體傾斜，欲倒未倒；墳墓亦如其他古墓，明顯的慘遭過人工的踐踏，一種類似於勿忘我的藍色小花，淹沒了被打掉下來的古獅子頭。唯一忠心的是一群蝴蝶，繞著墳墓，上下翻飛。若人魂真能化蝶，想必它們中的某一隻，就是1773年曹當齋那不死之魂所變，124年時間過去，它仍不肯離開，因為從這兒，就可以看見倚邦街，盡管那兒的土司府，隻剩下了幾塊柱石，像圍棋中的殘局，永遠不會再有人去接著對弈。當齋墳的四周，還有多座曹氏之墓，一一都被盜過，創口處的野草和青藤，極力地想縫合這道德淪喪時代人類所留下的、象征獸行的恥辱之門，可它們依然敞開著。當高貴者的歇息處，變成了人類譜寫邪惡之詩的舞台，我這個詩人，滿臉羞愧，淚化成血。也許幾雙盜墓人的手，拿走的隻是一點點殉葬之物，而瘋狂的“盜心”者抽空的卻是神殿的基石。
立於墳墓約10米外的大碑，亦稱安人碑，當地人稱“乾隆大碑”。碑高2.35米，寬0.73米，碑頂和兩端刻有龍頭龍身，龍頭欲交未交處，是乾隆皇帝的玉璽。碑文如下：
奉天承運
皇帝製曰國威覃布勤瞽之思武備勤修允重幹城之選爾雲南普洱府屬茶山倚邦土千總曹當齋材勇著聞鈐嫻習戍行振飭具知土伍無偉軍政修明因見拊循有素欣逢慶典宜煥溫緰茲以覃恩授爾為信校尉錫文敕命於策戲幕府文勳名祗承休命荷天家之光寵物替伐勞
製曰策府疏勳甄武臣之芪績寢門
沿業闡賢助之徽音爾雲南普洱府屬茶
山倚邦土千總曹當齋之妻葉化毓貨名
閨嬪右族擷蘋采藻鳳彰宜室文夙說
禮教詩具見同心之雅茹以覃恩封爾為
安人於戲錫寵章於閨惠向常流荷嘉獎
於緣繪勞聲永劭
命
乾隆貳年叁月初陸日須
文寶
與此碑相似的，還有倚邦大黑山當齋之子曹秀之妻的古墓牌坊，碑文尚存於文獻，碑已遭毀。碑文亦是乾隆皇帝的敕命。當地人稱之為“貞節女牌坊”，因為曹秀率兵撫擊入侵的緬兵，英年早逝，這位傣族“孺人”守寡近40年。敕命時間為乾隆四十二年，因碑文大致相同，最大的異處，當齋之妻被封為“安人”，曹秀之妻被封為“孺人”，此處不錄。據傳，大黑山古墓，規模極盛，用大象馱來的大理石，經50個內地請來的工匠精心雕塑，搭設起來的墓碑，在此不尚墳壘的夷邊，猶如天堂。為此，也才難逃“文革”之厄。有傳聞，毀此墓，用的是炸藥，不知是否屬實。我曾在雲南昭通永善縣的佛灘鄉，見識過以炸藥焚毀吞都廟宇會館所留下的廢墟，手法雷同，時光相當，想必沒什麼意外。
建一種新文化，就要把舊文化連根拔掉，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屢有發生的重大行為之一。前幾日，吾兄萬迪恒贈我西林所編《殘照記》一書，輯錄的均是1840年至2000年一些中國人臨死前的遺言。上有“中國維新第一導師”翁同龢的絕筆詩：“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唉，如果墳中人還能流淚，他們會對生者流麼？同時，書中還錄了段祺瑞的遺言“八勿”。其中有“二勿”：“……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這“二勿”，在曹氏墳塋之毀的關節中，都反其道而行之了。魯迅先生寫過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文章，即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這一慘案發生時，段祺瑞是民國總理，他聞訊後，立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隨後嚴懲凶手，並引咎辭職，終身食素，以示懺悔。他之遺言，亦是國之粹！
1942年攸樂起義的大火，在焚燒倚邦街的時候，口號是：“殺雞不剝皮，殺漢要留彝。”因此，整座倚邦山城，隻剩下了與基諾族有親戚關係的倚邦鄉長宋耀光一家的房子，什麼土司府，什麼關帝廟、川主廟、石屏會館、江西會館，什麼正街、石屏街、曼鬆街，什麼園信公、惠民號、升義祥、鳴昌號等茶莊，統統都變成了火中飛花，現在的所謂惠民號遺址，無非是在相同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房子，唯一承襲的，是一塊不知從哪一座舊宅上搬來的浮雕石條。這樣的石條以及石碑，雜草中、街麵上，都能見到，正如曹家的那座府邸，一家之石，變成了多家之石，或鑲之於牆，或飾之灶台，或為台階，或深埋於土。埋在土裏，又常被雨水衝出來的，是清朝各個時代的舊幣，我曾遇到一個操紅河口音的老太太，提來一塑料袋，讓我們辨識。
倚邦街，一條荒街。出倚邦的古道口，有一台球桌，幾個小孩圍在周圍。有人藏了清代的一塊匾，上書“福庇西南”，按字意分析，疑為曹府之物。匾掛於牆上，牆腳就是地鋪，所謂福光，照耀的，更多是睡眠。
四
王崧《雲南通誌·寧洱縣采訪》中，對古六大茶山的界定是倚邦、架布、習崆、蠻磚、革登和易武，沒有攸樂和莽枝，但更確切的說法，所謂六山者，有莽枝和攸樂，而無架布與習崆。但從這說法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架布和習崆在古六大茶山的曆史上，一定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架布與習崆，原普洱縣外貿局局長趙誌淳先生，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說：“經查考史料，據《普洱府誌·地理誌四》所載，攸樂山分為架布、習崆二山，所以架布、習崆實際上就是攸樂山。”這一說法，是錯誤的。第一，架布與習崆，遠隔攸樂山，中間立著革登、莽枝和蠻磚，與攸樂山一點關係都沒有；第二，王崧所謂“古六大茶山”，更多的立意基於倚邦土司所轄，無非棄攸樂和莽枝而取架布與習崆，易武乃易武土司所轄，取之，則是混淆之過；第三，架布與習崆，本就有獨自成山成名的綜合實力，所謂命名，一時之勢也，不排除王崧捉筆之時，架布與習崆正如日中天的可能；第四，官方文獻中進行推理和考證，遠不及田野考察來得確切。
架布與習崆一如彗星，一閃，劃過天際，便消失了。但這兩山，今日仍是茶山，劃屬於倚邦茶山。或者說，自古以來，這兩山一直都係倚邦茶山的一部分，無非有人將其單獨地析分出來。就像今日的班章，從來都藏身於布朗山，因其暴名，有人便隻知班章而不識布朗山。不同的是，倚邦太盛，習崆和架布，永遠都不可能蓋住它。
習崆離現在的象明鄉所在地，隻有幾裏路。站在象明街上就可以看見高聳入雲的習崆岩子，那兒每天早上都飄著白霧，時隱時現，狀如象明街的守護神。王梓先老先生說，以前去習崆，翻此山，就要兩個小時。現在，鄉村公路修通了，20分鍾就可到達習崆老寨。在老寨處看這麵山岩，像一隻巨大的乳房。作為習崆人，致力於古六大茶山曆史考證的高發昌先生說，習崆老寨，原有800多戶人家。現在一戶都沒有了，搬至山下的習崆新寨，也隻有幾十戶人家。寨基所在處，重新長出來的大樹，或砍或燒，躺在玉米秧子中間，都足以訴說一段繁茂的成長史，在時間的河流上，老寨在那頭，我在這頭，彼此都抵達不了。我讓王梓先老人指認寨基，他也覺得好笑，因為他指向之處，所謂石板大道、所謂縱橫旁出的街道、所謂依山而築的房子，仿佛從來就沒有過，純粹就是一個虛擬的王國，類似於基諾人的司傑卓密。作為昔日這些老寨烘托的雅典—倚邦街，都已成為一個隻有43戶人家的荒村；而且，當生長茶樹的皇親國戚的曼鬆也隻剩下33戶人家，我實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威逼來往的清風，將它們帶走的人們全都喊回來。
人雲亦雲的石板路，早就躲起來了。遍山的茶樹，也像它們的主人，不知去向何方，更多的是剛剛栽下的橡膠林。據象明鄉政府統計，習崆一山，2006年產古樹茶，僅有一噸，我懷疑此字據，可白紙黑字，我一點也不敢把它改成100噸。從習崆老寨旁新修的泥土路繼續朝大山深處走，路的兩旁生長著一種叫“割皮樹”的植物。這種樹，葉片可以喂豬，樹皮因其纖維密實而成為手工造紙的上佳原料。我查了一下資料，這種“割皮樹”，就是植物學中的構樹，且西雙版納傣族地區一直有生產“構皮紙”的傳統。這種紙的生產，可上溯至明朝時的“景東青紙”。明代陳文《景泰雲南圖經誌書》在言及景東府土產時雲：“青紙。其色勝於別郡所出者。”天啟《滇誌》亦雲：“景東青紙，青出於藍，宜其多也……物貨之靛與紙，以供本地綽綽然，省城亦亟稱。”
“割皮樹”生長的地方，習崆人曾在此造紙，旁有一河，名紙廠河。按傣族製作構皮紙的方式，其程序是：①取構樹皮，曬幹；②將成捆的樹皮，浸泡一天左右的時間，使之變軟；③放樹皮於大鐵鍋中蒸煮，加草木灰，攪拌，直至樹皮被煮爛；④將紙料放入河中衝洗，棄草木灰和料筋等雜質；⑤在紙料置於木樁上捶打至半個小時左右，取勻細的紙漿；⑥紙料投入裝水的地坑，以紗布簾抄紙；⑦連用紗布簾，放至陽光下曝曬，是為曬紙；⑧紙至半幹，以小碗輕磨紙麵，是為砑光，20分鍾一次，共3次；⑨紙曬一小時左右即幹，可揭下，即是構皮紙。
紙廠河邊的紙廠，現在隻剩比人還深的青草湮沒的蒸煮房和地坑、石碾、石磨和石臼各一。與純手工的傣族手工捶打紙料不同，這兒製紙，因巨大的石碾、石磨和石臼的存在，再加之那蒸煮房規模一如現在的廠房，想必規模要大得多。
以此法造紙，韌性強，很難撕裂，人們用於緬寺經書的抄寫、祭祀用紙、孔明燈製作、紙傘製作等。可這些都是針對傣族和布朗族聚居的區域而言，在傣寨極少而以產茶為主的古六大茶山中，特別是在茶坊林立的倚邦和易武，這種紙的用途，當是用於包裝茶餅為主。我見識一些類似於同慶號和宋聘號流傳下來的百年普洱茶七子餅，用的正是這種土紙包裝。現在的部分手工茶坊，製作頂尖的茶品，亦用此紙，隻是六大茶山中已無製紙作坊，土紙多出自景洪和猛海。
說紙廠河邊的紙廠，其所生產的紙用於茶葉包裝，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它隨茶興而興，當倚邦、習崆凋敝了，它也就消失了。顯而易見的是，在紙廠興盛的時候，這兒也是一個文化中心。紙廠旁邊有兩個山蠻，一個刻鑿“觀音老母”和“訓虎神”於絕壁之上，另一個則刻鑿六臂持梭的“牛王爺”於巨石。觀音寺所在巨石下，曾立有土牆，已經倒頹，廢墟上，有一束野花和一塊紅布，不久前，還有人來拜過。以前，“觀音老母”的左右兩邊，還有一對石獅子，也不知被誰敲走了。就像去年王梓先先生還看見的一個石碾子，今年再來，也被人取走了。“這一帶的人，求子拜觀音，求女拜牛王爺，但拜牛王爺的人少之又少。”王梓先說。牛王爺有兩臂高舉，托舉圓形之物，分明是日和月，可當地人說，是茶餅。
五
茶葉貿易的蕭條，直接導致了茶樹的消失。無數的茶農跟我講過，以前這一帶山山皆茶，但因價賤，人們又沒飯吃，隻好砍茶種玉米。以近十年為例，所謂古樹茶原料，每公斤，1997年3元，1998年8元，1999年16元，2000年32元，2001年45元，2002年56元，2003年和2004年85元，2005年150元，2006年180元，2007年400元，可以看出，若要讓茶農以茶活命，至2000年後方有可能。有台港地區和一些外國人來看茶山，聽說大量的古茶樹毀於刀斧和大火，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真是幼稚，當生存權都難以維護，古茶樹又有何用？而且，這些茶樹成百上千年生長在這兒，年年都有采摘，你不識之而著迷於其他茶品，誰之過？
與茶樹的消失相比，人和寨子的消失更令人捶胸頓足。如果說習崆老寨的消失，尚有搬遷之因，那麼，架布老寨的消失則顯然是因為瘟疫。這是我所探訪的眾多老寨中，唯一寨子廢墟與墳地緊緊相連的一座老寨。看著那景象，我第一次明白了“穀子黃，病上床，悶頭擺子似虎狼，舊屍未曾抬下樓，新屍又在竹樓上”這首民謠，所寓寄的生死惶恐，並且也可以想象出，當虎狼般的瘟疫來臨，人們是如何的手忙腳亂，根本來不及把親人的屍首葬之墳山，而是在寨旁便草草下葬。眾多的墳塋，隻有少數被盜過的有碑，其餘都是三塊石條立於墳頭。不管是發生在道光年間或民國初年的“大瘟”，這些寨子邊的墳，肯定不會有一根骨頭上，刻著時間的考證遊戲，所謂死者的訴說，是滿樹的以蟬為首的昆蟲叫鳴，大合唱，讓你發暈、腿軟、心虛、氣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