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中國由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成長為國際影響舉足輕重的發展中大國，書寫了當代曆史上最成功、最傳奇的和平崛起故事。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懷疑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和平崛起，無可辯駁的事實為相關爭論給出了確切的肯定答案。不僅如此，國際上不時泛起的“中國威脅論”，以及認為中國將注定成為現行世界秩序挑戰者和修正者的論調，也都不攻自破。
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可能缺少標誌性的曆史事件，但不乏各種軟硬指標。中國崛起的首要指針是經濟的強勁增長。在經濟總量、貿易、投資、金融等各個方麵，中國均躋身世界大國行列，已成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以及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最大外彙儲備國。強勁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不斷走向世界經濟的“中心舞台”（Dan Ciuriak, “The Laws of Geoeconomic Gravity Fulfilled? China's Move toward Center Stage”.），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p.116.）。中國實際GDP在全球總量所占份額（以2005年實值計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獲得巨大提升，從1978年的0.91%上升到2009年的7.00%（“Real Historic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hares and Growth Rates of GDP Shares for Baseline Countries/Regions （in percent） 1969-2010”,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22, 2010, Source： GDP Table in the ERS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Set.）。正是鑒於中國的貢獻和影響力，世界銀行於2010年4月通過新一輪改革方案，將中國的投票權從2.78%提高到4.42%，使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World Bank, “IBRD 2010 Voting Power Realignment”, “World Bank Group Voice Reform： Enhancing Vo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2010 and Beyond”.）。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基金份額和投票權在2010年下半年也得到進一步提升，同樣上升到第三位（參見“Factsheet： IMF Quotas”, November 5, 2010。）。
如前所述，得益於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參與，大力開展多邊外交，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提出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理念，已成國際體係中負責任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國不僅加入1945年以後成立的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世界上大多數多邊國際公約，而且還參與創立了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在首都北京設立秘書處的多邊國際組織，即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對外關係實現曆史性、跨越式發展，同外部世界已建立起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友好合作關係框架。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依賴和借重明顯增多，國際事務中的“中國因素”日益突出，全球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等威脅的努力均離不開中國。中國已不再是國際體係中的邊緣行為體，而是成為世界多極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國際體係的權力分配和世界秩序的發展方向（潘忠岐： 《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參與、受益和影響》。）。
相對於各種客觀指標，外界的主觀認可可能是評判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更為重要的根據。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頻頻見諸全球各大媒體，“中國崛起”不僅成了當今最時髦的政治術語，而且認可中國崛起成就的評論漸趨成為主流。中國在世界上已成功樹立起和平崛起的國家形象。美國華盛頓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研究報告——《中國軟實力及其對美國影響》，認為中國軟實力與日俱增，已成中國崛起的重要標誌，是中國躋身世界強國的源泉（Carola McGiffert, ed.,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和巴黎政治學院亞洲中心聯合推出政策報告《歐中關係的權力審視》，也強調中國實現“曆史性崛起”，“由新興國家發展為全球大國”（John Fox and Fran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中國已逐步樹立起負責任、建設性、可預期的國家形象，被大多數亞洲國家看作“好鄰居、建設性夥伴、認真的傾聽者和沒有威脅的地區大國”（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英國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布讚指出，過去30年的曆史表明，中國和平崛起不僅是可以實現的，而且開辟了一條大國崛起的新路。中國在地區和全球層麵都很好地融入了國際社會，成為其中的“好公民”（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和國家形象都說明中國和平崛起不再是神話，而是事實。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事實證明，中國不是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和修正者，而是準現狀國。中國有關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呈現不斷縮小化的發展趨勢。在世界事務中，中國越來越淡化軍事參與，越來越強調外交參與；外交參與則越來越從經濟參與走向全麵參與，從雙邊參與走向多邊參與。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積極接納和內化現有世界秩序中的各種國際規範，實現了物質性成長和社會性成長的同步協調發展。中國對國際體係的塑造和對國際規範的建構已經發生了越來越有利於世界秩序的變化，並且變得越來越可以積極預期。
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事實不僅回應了外界對於中國將在國際體係中扮演何種角色的疑問，而且堅定了中國自身對於進一步和平崛起並在完善世界秩序方麵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信心。現在，中國可以非常欣慰地述說和平崛起的曆史進程，並非常坦然地總結和平崛起的曆史經驗。鑒於此，重要的並不僅僅是總結中國60多年的發展業績，而是要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為什麼能夠實現和平崛起，探討中國能否延續和平崛起進程，以及中國為實現進一步和平崛起而應采取的戰略選擇。
前文已從地緣學的角度較為全麵和係統地闡發了中國以合作性參與為總體取向的地緣戰略，這裏，筆者將進一步用中國古代戰略學特別強調的“勢”，來思考中國的發展戰略。地緣戰略的要旨在於變地緣劣勢為地緣優勢，“勢”的運用向來是地緣戰略的題中應有之意，但它同時又不僅僅局限於地緣範疇。筆者認為，以“勢”觀之，中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發展的成功經驗在於“隨勢”，中國可以進一步延續和平崛起進程的保障在於“得勢”，為此而應采取的戰略選擇是在“隨勢”和“得勢”的基礎上不斷為自身發展“謀勢”。
一、 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關鍵在於隨勢
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實現和平崛起是一個曆史奇跡。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預設的和平崛起戰略。中國提出“和平崛起”概念是在2003年（即2003年鄭必堅在博鼇亞洲論壇上發表講演《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時，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但和平崛起進程卻可以追溯到1978年。而且，中國提出和平崛起概念的初衷是為了化解“中國威脅論”，而不是為國家發展提供某種宏圖偉略。中國和平崛起之路也遠非平坦，1989年政治風波、1995—1996年台海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都是可能顛覆中國和平崛起進程的重要路障。中國啟動和平崛起進程，並不斷突破各種障礙確保這一進程不致中斷，固然得益於各種有利的主、客觀因素，但其中至關重要的法寶，並在今後進一步和平崛起過程中可資借鑒的曆史經驗，在於隨勢。
所謂勢，主要有兩層涵義，一是指靜態的總體格局，即局勢、形勢、氣勢；二是指動態的主流趨向，即情勢、態勢、趨勢。靜態之勢蘊含動態之勢。勢既表現為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又體現行為體施加控製的主觀能動性。《孫子兵法·勢篇》雲：“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孟子·公孫醜上》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在中國文化中，勢向來被看做決定成敗勝負的關鍵。用勢的概念來分析當代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博弈，可以得出頗具啟發性的結論。
在國際政治中，所謂隨勢，就是順應國際格局的曆史現實及其發展趨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曆史機遇，維護和拓展國家核心利益。勢雖可控可塑，但對於國際政治中的弱小行為體而言卻往往是不可忤逆的，隻有隨勢，才能發展，逆勢隻能喪失機遇，甚至被勢所淘汰。隨勢並不是簡單的逆來順受，而是順勢而動和借勢而為的有機結合。隨勢要求一國必須對具體國際環境和本國國情形成準確判斷，在正確世界觀的指導下，對本國進行合理定位，確定並據情及時調整國家發展戰略。隨勢還要求一國排除各種不利因素的幹擾，圍繞國家核心利益，有效應對各種戰略難題，化挑戰為機遇，變劣勢為優勢。
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實現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隨勢的結果。從本書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曆史轉折點，主要在於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國際參與取向。
改革開放前，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國策是逆勢而非隨勢。在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1年恢複聯合國席位的很長時間裏，中國一直在國際體係中扮演反對者和革命者的角色。新中國誕生之初，出於國家生存的考慮，中國選擇了與蘇聯結盟、與美國對抗的“一邊倒”戰略。隨後中蘇同盟走向破裂，中國又選擇了同時與美蘇對抗的“兩個拳頭打人”戰略。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和“三個世界”理論，現在回過頭來看，雖不乏遠見卓識，但把美、蘇劃歸同一個世界，在淡化美蘇矛盾的同時，又長期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既存在邏輯上的悖論，又不符冷戰的曆史事實。不論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家地位的誤判，還是因為國力的過於脆弱，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對外行為都帶有鮮明的逆勢印記。中國這一時期明顯趨向於使用武力手段解決國際衝突，拒絕參加各種國際組織，排斥除主權原則以外的大多數國際規範。盡管中國卷入國際衝突都是在國家安全麵臨嚴重威脅（1950—1953年朝鮮戰爭）或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1962年中印、1969年中蘇、1979年中越三次邊界戰爭）時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抗爭之舉，但軍事參與而非外交參與使中國成為兩極國際體係得以最終形成的“推動者”（代兵、孫健： 《論中國與國際體係的關係》。），並以受害者的身份成為美蘇對抗的犧牲品。即使對於主權原則，中國的內化程度也很低，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乏與西方對抗和消極防禦的寓意（Zhongqi Pan, “China's Changing Image of and Engagement in World Order”, in Sujian Guo, Jean-Marc Blanchard, ed.,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Lex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p.39-63.）。
中國改革開放前對世界秩序的參與總體上是相當消極的，且收益有限、影響微弱，最突出的貢獻莫過於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時期，中國關於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在性質上是難以調和的，在程度上是相當高的，在變動趨勢上是不斷擴大化的，因此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角色是逆勢的修正國。中國既沒能很好地順應和利用曆史發展大勢，有效地為自身拓展國際空間和提升國際地位，也沒能很好地化解各種困難和障礙，為自己謀得國家發展的機遇。在中國60多年的發展中，改革開放前後的經濟成就、國際影響和國家形象均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說與體係抗爭的對外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迫不得已，那麼十年“文革”的對內自殘卻絕非不可避免。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發展戰略和國際參與取向界定為逆勢，決不是要否定中國的內外成就，而隻是想要說明中國為什麼這個時期沒能啟動和平崛起的曆史進程。
改革開放後，中國采取有效的隨勢戰略，從而順利地走上了和平崛起之路。改革開放的成功推行得益於中國世界觀的改變和對自身發展的準確定位。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地提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4—106頁。）。中國將自身定位為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並據此提出了要在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個既樸實又宏偉的戰略目標。改革開放的啟動使中國迅速將國內議程由以軍事建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國際上既充分利用了長期和平的有利環境，又改變了國際體係挑戰者的不利形象。
鄧小平提出並為隨後中國幾代領導集體創造性踐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以及有關國內發展的所謂“貓論”和“摸論”，成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和平崛起進程中實施隨勢戰略的典型寫照。中國超越意識形態，奉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不稱霸”、“不當頭”外交，先後實現中美關係、中蘇關係正常化，在整個1980年代在中美蘇之間構建起穩定的大三角格局。這個戰略布局使中國不僅擺脫了此前僅僅充當兩極對抗犧牲品的被動狀態，而且成為冷戰後期美蘇之間維持戰略平衡的重要支點。冷戰結束後，中國更是根據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勢，形成“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的基本判斷，借助國際體係和平轉換為中國發展贏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潘忠岐： 《國際安全秩序的變革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積極構築以大國為關鍵、周邊為首要、發展中國家為基礎、多邊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新的戰略布局充分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為中國開創全麵和平崛起的局麵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在國際體係中不再充當堅定的反對者，而是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和務實的利用者。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不惜使用武力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不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冷戰後，中國越來越重視通過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糾紛。中國已在冷戰後時代通過外交渠道解決了大部分領土爭端，並為以同樣方式解決領海爭端奠定了重要基礎（Jianwei Wang,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sian Security： Sources, Management, and Prospect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pp.380-423.）。即使在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一向被中國人看作國內爭端的台灣問題上，中國也表現出了和平解決的強烈意向。此外，繼重返聯合國之後，中國先是從服務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出發，加入世界銀行（198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80年）、亞洲開發銀行（1986年），以及申請恢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創始會員國地位（1986年，最終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後又進一步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安全等各個領域廣泛參加多邊國際機製（Justin Hempson-Jo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ward a Liberal Foreign Policy？”）。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令人信服地說明，“在一係列國際規範問題上，中國越來越表現得比以往更能夠與現存國際社會（依據其現實狀況）保持一致”（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