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對霞客的讚揚，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有發自內心的衝動，有現實價值的激勵，有實踐熱情的鼓舞。黃汲清曾將丁比作“20世紀的徐霞客”，又說丁的成就遠遠超過徐霞客。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主“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野外考察精神，並身體力行。
丁文江對徐霞客的“發現”，主要是在國內地學界引起了極大共鳴，由此，開始了對於徐霞客的現代闡釋。
現代語境下的徐霞客
評價古人，不可避免地會從當代價值觀出發。丁文江是這樣，後麵的學者“與時俱進”，對於徐霞客的評價研究，也因現代社會意識形態背景的演替，每出新局麵，“徐霞客”的內涵越來越豐富。
（1）偉大的地理學家。
首先在丁文江的帶動下，一批頂尖地學家，包括竺可楨、張其昀、翁文灝、任美鍔、侯仁之、陳述彭等，在倡導科學考察的背景下，從現代地理學的價值標準出發，高度評價了徐霞客在地理學上的前瞻性。1941年，在貴州遵義，浙江大學史地係舉辦紀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大會，撰寫紀念文章的有竺可楨、張其昀、任美鍔、黃秉為、譚其驤、萬斯年等，後由張其昀輯成《地理學家徐霞客》（商務印書館1948年出版）。此書曾引起李約瑟的注意，或受其影響，李約瑟後來講了這樣的話：“他（霞客）的遊記讀來並不像是十七世紀的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紀的野外勘測家所寫的考察記錄。”（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
新中國成立後，侯仁之先生對於徐霞客的研究評價最有影響，他對於霞客的地理學價值的闡述獲得公認：“這部遊記和一般所謂遊記確乎不同。它反映了作者在係統地觀察和描述自然地理諸現象時所表現的超越前人的一種新傾向，特別是他對於西南廣大地區內喀斯特地貌的考察，說明了他不但是在忠實地描述自然，而且已經在步步走向規律性的探討。”[注釋1]因侯仁之先生重視《遊記》的地貌學價值，所以在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時，特請地貌學大家任美鍔做《徐霞客遊記》的導讀。
任美鍔著重介紹了徐霞客考察西南地區石灰岩地貌的意義。“我國西南諸省，石灰岩分布麵積很廣，是世界最大的石灰岩地貌區域之一。霞客在湖南、廣西、貴州和雲南作了詳細的遊曆，因此，對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各地區間石灰岩地貌的差異、各種石灰岩地貌的類型和其成因都有詳細的科學的記載，這無疑是世界上有關石灰岩地貌的最古的文獻。”[注釋2]
褚紹唐綜合各家，對霞客地理學成就曾有概括：在地理科學上，徐霞客試圖擺脫舊地理誌的框架，開拓探尋自然界規律的新方向、新途徑。他描述了各種岩溶地貌的形態，厘定各種地貌名稱，提出鍾乳石、石潭、落水洞及天生橋的成因。他還通過地區比較，指出廣西、貴州和雲南三省的不同地貌特征。他對河流的侵蝕作用、滇西的火山和地熱現象、氣候和植物的關係都有精辟見解。他確定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源，糾正了墨守《禹貢》的舊觀點。他考察了南北盤江、怒江、瀾滄江和長江的源流，探尋雁蕩山的雁湖所在，糾正了舊誌書中的錯誤。[注釋3]
在現代地理學家的筆下，徐霞客的成就被用現代地理術語重新闡釋。例如：“他對岩洞和鍾乳石的成因都有獨到的見解，曾經指出某些岩洞是由於流水機械侵蝕造成的，鍾乳石則由於從石灰岩中滴下來的水蒸發後，碳酸鈣凝聚而成。”[注釋4]這是認識理解的需要。不過，在閱讀這些以現代詞彙闡釋的見解時候，仍不能忘記古今地理學的本質差異。侯仁之先生在讚揚徐霞客的同時，也提醒人們，“隻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以及相關科學（如地質學、水文學、氣候學等）的發展水平的限製，還不能夠充分理解各種現象並作出更係統、更科學的理論總結。”在積極評價霞客時，侯先生的表述分寸是“他（霞客）已經在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了。”[注釋5]
霞客之學，達到了經驗認知的最高峰。他實現了對現象層麵的係統觀察，並上升到問題層麵，具備了比較豐富的問題意識。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定，他缺乏回答問題的更高的知識能力。西方現代地理學的開創者洪堡、李特爾，具有霞客不可能獲得的學術資源條件（現代生物學、氣象學、地質學），並有霞客未曾采用的工作方式（對野外資料做數十年室內研究）。徐霞客畢竟是古代地理學家，而不是現代地理學家。一個探索者，隻要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就會接近科學，但現實主義精神不直接等於科學。
（2）徐學的誕生。
20世紀80年代初，陳橋驛先生首先提出“徐學”概念，得到徐霞客研究者們的響應。1999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一書。徐學的提出，令徐霞客研究躍身為一種經典性學術（類似於“紅學”“酈學”），使研究對象從霞客本人與《遊記》本身向所有相關聯的問題拓展，徐霞客的社會環境、人生交往、《遊記》一書中記述過的所有事物，均成為徐學研究的內容。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繁榮氣氛為徐學研究注入了新的能量，加入研究的學科有旅遊學、曆史學、社會學、文學、文化學、美學、宗教學、民俗學、民族學、譜牒學、版本學、方誌學、地理學、地貌學、岩溶學、氣象學、動植物學等。應該說，徐霞客研究至此達到了高峰。
任美鍔講：“過去，我曾經說過：‘《徐霞客遊記》的最大價值，是在於他對地學的貢獻。’現在看來，這一評價是很不夠的。在今天，徐學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地理科學的範疇，而應更多地注重徐霞客的高尚人格和治學精神。”[注釋6]
褚紹唐說：“除了在地理學上的成就之外，《遊記》中還有關於社會動態、史跡考證、文物古跡、民情風俗以及宗教、民族等方麵的記述，這對研究明末時期社會狀況及曆史事實等都是很寶貴的資料。”[注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