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如此理解北京城市中軸線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修建外城而將中軸線延長至永定門以後，北京城的中軸線出現了複雜性，或說兩麵性。對於這個變化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中軸線在內城的一段，是建築軸線，而在外城的一段是街道軸線。兩者環境不同，文化意義因此有別。
內城中軸線從鍾樓到正陽門，絕大部分都在皇城、紫禁城之內，中軸線上南北排列著一組最重要的宮殿建築，各殿中的皇帝寶座也都安放在中軸線上。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中軸線主要是襯托皇權的。
而外城的正陽門到永定門這新一段中軸線上基本沒有建築物，而完全是一條街道，所穿過的地段，有許多乃是城市百姓，甚至是最底層社會百姓的活動區域，在這裏，各類活躍百姓成為城市中軸線上的主要角色。所以，這一段中軸線的意義，主要是民間活動的集結場所。
在製度允許的情況下，民間活動在城市空間的選擇上，也會盡可能地趨於中心地帶。在北京城市中軸線上，百姓們幾乎不放過任何空間機會。外城加築之前，北麵地安門外到鍾鼓樓這一段，已成為熱鬧商業區；南麵大明門至正陽門間範圍狹小的棋盤街上，也擠滿了商販。
當中軸線延長到外城，則盡為百姓空間，他們的活動內容則更為豐富。從正陽門到永定門這一段中軸線，分作兩段，北麵的一段是正陽門大街，南麵的一段稱永定門大街，兩條街以珠市口分界。“正陽門外大街，俗稱前門大街，跨護城河有橋，甃以文石，中為馳道”。[注釋18]“馳道”當然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但近旁卻不限製百姓作為。高承埏《鴻一亭筆記》記載：“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為肆，其來久矣……金侍禦光宸上言：窮民僦居無資，藉片席以棲身，假貿易以餬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注釋19]在前門大街兩側，窮困百姓廣建棚屋，商業活動淩亂卻熱鬧。這種情景與內城的中軸線上那種永恒的肅穆莊嚴氣氛迥然不同。
當然，外城畢竟是京師的一部分，前門大街當然也有肅穆莊嚴的時刻。朝廷儀仗常常有事要出入正陽門，這時，為了與喧鬧的百姓“劃清界限”，官方要采用臨時辦法加以屏隔。在清朝宮廷畫師徐揚所繪的《乾隆南巡圖》上，以寫實手法畫有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南巡時儀仗開出正陽門的情景。[注釋20]隻見畫中的前門大街照樣熱鬧，但街上臨時搭起了一道帳幕，將儀仗隊與百姓們分隔開。可以說，這幅《南巡圖》正畫出了前門大街的兩重性。
與市廛稠密的前門大街相比，永定門大街上略顯稀疏。永定門大街北部有一座天橋，算是中軸線上的一個建築，但沒什麼皇家味道。清人震鈞在《天咫偶聞》中記道：“天橋南北，地最宏敞，賈人趁墟之貨，每日雲集……今日天橋左近亦無酒樓，但有玩百戲者，如唱書、走索之屬耳。”[注釋21]據民國初年的《順天時報叢談》說：“天橋在正陽門和永定門之間，有橋無水，地處極高，相傳為北京平原之最高處。橋僅三梁，石欄四，兩旁原有矮棚，久已傾圮，至民國又複重修。戲棚甚多，在東則率多布攤及舊貨攤、估衣棚，北連草市，東至金魚池。善於謀生之經濟家，每多取材於此。”[注釋22]在不同時期的關於天橋的記載中，天橋附近總是一個底層百姓活動的地帶，這裏最終形成了北京的一項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文化傳統。
在城市的平麵圖上，中軸線是一條抽象的線，但在實際生活中，中軸線是一道極具影響力的城市社會空間，由一些具體的建築物與社會行為構成，集中折射著北京社會的重要特征。北京社會文化的兩個方麵的傳統，即上層的皇家朝廷文化和基層的百姓文化，在中軸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中軸線的存在，使北京城的平麵出現對稱結構。在對稱結構中，居中的皇朝宮殿可以顯現出統帥兩翼的力量，這是內城中軸線的重要而威嚴的政治功能。比較而言，外城雖然也因中軸線的存在出現對稱結構，但其實際意義並不大。前門大街和永定門大街與內城中軸線上縱列的皇宮不可同日而語，大街上雖然活躍熱鬧，但沒有多少權力象征意義，加上外城中軸線地帶在管理上的寬鬆，令其毫無威嚴可談。
外城中軸線沒有統帥左右兩翼的力量，卻具有南北貫通的功能。南北貫通是外城中軸線的主要空間意義。這種居中的南北貫通路線，除了日常的通行功能而外（這種日常性的功能在內城中軸線是沒有的），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成為禮儀性通道。皇帝赴天壇祭天，到先農壇行耤田之禮當然要走這裏。另外，外國使團進京，也會經行這裏。《清代野記》一書中記錄了光緒年間的一次外國使臣入京的情景：“光緒元年冬，餘在京候試，忽市上喧言有外國人入貢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見，餘亦隨眾往觀，見其由永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而至四譯館止焉。貢品、行李、隨從及護送兵役約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滲金寬博之衣，皆紅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盧帽，而中較高，上似有金繡之飾。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輿，無蓋無帷，如廟中神轎狀。大惑不解。明日見邸抄，始知為廓爾喀也。”[注釋23]
在皇帝不到、外使不來的時候，外城中軸線上全然是百姓的地盤，百姓們在這裏可以開展自己日常的商業、文化行為，也可以自行組織集會慶典。例如“康熙萬壽盛典，正陽門外士民商賈萬餘人建經壇於珠市口”。[注釋24]
北京城的中軸線，有象征性與實用性這兩類功能，從皇帝的角度說，重象征性，而百姓則喜歡實用性。象征性是內城中軸線的特點，但在實用性上卻很糟糕，所以當皇權退出曆史舞台之後，內城中軸線的政治意義不複存在，其在內城交通上的不利影響往往成為改造內城平麵結構的一個重要理由。
總之，北京外城，在皇帝的輦轂之下，為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寬鬆的空間，它既是京師的一部分，又有別於皇權景觀自身的森嚴，它既獲得京師的薈萃優勢、吸引力、優越地位，又保有一般城市社會的自由與活躍。內外城之間的城垣分辨出兩個城區，造就兩類城市社會。外城的存在，調整、緩和了京師的森嚴氣氛，增加了京師城市社會的世俗性、豐富性。外城在推動許多社會文化的發展上，是內城所不能替代的。然而外城所做的一切，又可以名正言順地被賦予京師的名義，因此，北京外城在整個帝國中又具有其它任何城市所無法比擬的影響力。
（本文為複旦大學“都市繁華：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9年3月）
[注釋1]《明史地理一》。
[注釋2]《明會典》卷187.
[注釋3]年。參見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許永全譯，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
[注釋4]《明史蔣琬傳》。
[注釋5]《明世宗嘉靖實錄》卷364.
[注釋6]《明世宗嘉靖實錄》卷368.
[注釋7]《明世宗嘉靖實錄》卷395.
[注釋8]《明世宗嘉靖實錄》卷396.
[注釋9]於敏中：《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9頁。
[注釋10]《明會典》卷187.
[注釋11]《明世宗嘉靖實錄》卷397.
[注釋12]朱一新：《京師坊巷誌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注釋13]韓光輝：《北京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注釋14]參見尹鈞科、羅保平、韓光輝、毛希聖、富麗：《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年。
[注釋15]參見劉若愚：《酌中誌》卷16.
[注釋16]於慎行：《穀山筆麈》卷十二。
[注釋17]參見吳建雍、王崗、薑緯堂、袁熹、於光度、李寶臣：《北京城市生活史》，開明出版社，1997年。
[注釋18]朱一新：《京師坊巷誌稿》，第183頁。
[注釋19]轉引自朱一新：《京師坊巷誌稿》，第183-184頁。
[注釋20]此圖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共十二卷，總長154.17米。
[注釋21]震鈞：《天咫偶聞》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5-136頁。
[注釋22]轉引自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41頁。
[注釋23]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卷中。
[注釋24]朱一新：《京師坊巷誌稿》，第188-189頁。
§§曆史地理學評論與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