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神學的主旨是：回歸基督教的原始教義，而彰顯後者所強調的人與神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方麵是至善完美的超越的上帝，另一方麵是陷於罪惡的人類。不錯，人的本原是好的，因為上帝造人是根據他自己的形象，但這本原的善很快就因人背叛上帝而汩沒。因此，就人性論而言，危機神學特別重視人的罪惡性。尼布爾在思想界重大的貢獻就是以危機神學的人性論為出發點，對西方自由主義以及整個現代文明提出質疑與批判。他認為要認識現代世界，必須記住人的罪惡性。最能表現人之罪惡的就是人對權力的無限貪欲。二次大戰前出現的左右兩派的極權暴政，便是這罪惡性的明證。而環顧當時世界各種主義與學說，如社會主義、浪漫主義、馬克思主義，乃至自由主義，可悲的是它們都忽略了人的權力欲所反映的罪惡性。所以，他要特別重提基督教的雙重人性觀：我們不僅需要看到人的善的本原、上帝所賦予每個人的靈魂而尊重個人的價值，我們也同樣需要正視人的罪惡性而加以防範。隻有從這雙重人性論的觀點，才能真正發揮民主製度的功能，彰顯它的價值。因此而有他的名言：“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要”（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man。s capacity for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在聽尼布爾講課以後的幾年，我對他的思想稍有涉獵，但真正深入地體會尼布爾對人世與人性的深思灼見，還是“文革”開始以後的事。在“文革”運動展開的過程中，我在海外雖是“隔岸觀火”，但那熊熊的烈火卻深深地震撼著我。與海外許多華人不同，這烈火在當時沒有使我對“文革”抱持同情或幻想，相反的，它卻震醒了我左轉的迷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觀察這場風暴中，尼布爾的思想突然有了活生生的意義，好像得到經驗感受的印證。我看見了，在理想的狂熱中，在權力鬥爭中，人是多麼詭譎多變，多麼深險難測，人性是可以多麼醜陋，多麼扭曲，多麼可怕！在人性的陰暗裏，我找到了“文革”所展示的權力泛濫的根源。我不禁自問：權力，假如有製度加以防堵，加以分散，還會變成這樣泛濫成災嗎？尼布爾那句名言，特別是那第二句話又在我的腦際浮現：“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要。”我由此開始對民主重新估價。在左轉過程中，我對民主喪失的信心，也因此漸漸恢複了。
在恢複民主信念的同時，我也修正了我對民主的認識。在此以前，因為年輕時代受了五四的影響，多年來我對民主的看法常常是高調的：民主不是國家富強的良藥，就是道德理想的體現。但長久在西方國家對民主運作的觀察，以及看到中國近代民主道路的坎坷，已使我無法再抱持高調的民主觀。這種領悟，加上“文革”以後我對政治的一番新認識，使我對民主的重新肯定變得低調。英國政治家丘吉爾對民主的評價曾經有句名言：“民主並非一個理想的製度，隻是人類到現在還未想到一個比它更可行的製度。”這句話很能代表我近20年來對民主的看法。不錯，民主政治確實有許多缺點，但至少，在民主製度下，權力泛濫成災、千萬人頭落地的情形不大容易發生。從這一點去看血跡斑斑的人類曆史，民主的價值已夠我們珍視了。因此，自從我由左轉回到自由主義的立場以後，我一直深感在中國談民主，常常需要一個低調的民主觀，才能穩住我們的民主信念。
這就是我在1980年代初提出“幽暗意識”這一觀念的思想背景。這些年來，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看到了我從前對時代認識與感受的思想限製，在檢討與反省這些思想限製的過程中，我對“幽暗意識”也有了更深的體會。
在我早年的求學過程中，有兩個觀念--儒家的“憂患意識”與馬克思的“異化”曾經深深地影響我對時代的感受與認識。前者我是透過徐複觀先生的著作認識的。由這個觀念我開始知道：儒家，基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反照，常常對現實世界有很深的遺憾感與疏離感，認為這世界是不圓滿的，隨時都有憂患隱伏。就此而言，憂患意識與幽暗意識有相當的契合，因為幽暗意識對人世也有同樣的警覺。至於對憂患的根源的解釋，憂患意識與幽暗意識則有契合也有很重要的分歧。二者都相信人世的憂患與人內在的陰暗麵是分不開的。但儒家相信人性的陰暗，透過個人的精神修養可以根除，而幽暗意識則認為人性中的陰暗麵是無法根除、永遠潛伏的。不記得誰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曆史上人類的文明有進步，但人性卻沒有進步。”這個洞見就是幽暗意識的一個極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