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儒家在這一點上的樂觀精神影響了它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基本方向。因為原始儒家從一開始便堅持一個信念：既然人有體現至善，成聖成賢的可能，政治權力就應該交在已經體現至善的聖賢手裏。讓德性與智慧來指導和駕馭政治權力。這就是所謂的“聖王”和“德治”思想，這就是先秦儒家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途徑。
兩千年來，儒家的政治思想就順著這個基本觀念的方向去發展，因此它整個精神是貫注在如何培養那指導政治的德性。四書，便是儒家思想在這方麵的好注腳，而一部《大學》，對這思想尤其有提綱挈領的展示。眾所周知，《大學》這本書是環繞三綱領、八德目而展開的，我們不妨把這三綱領、八德目看做儒家思想的一個基本模式。大致而言，這個模式是由兩個觀點所構成：第一，人可由成德而臻至善。第二，成德的人領導與推動政治以建造一個和諧的社會。而貫串這兩個觀點的是一個基本信念：政治權力可由內在德性的培養去轉化，而非由外在製度的建立去防範。很顯然的，對政治權力的看法，儒家和基督教是有著起足點的不同的！
總而言之，聖王的理想，《大學》的模式，都是儒家樂觀精神的產物，同時也反映了幽暗意識在儒家傳統裏所受到的限製。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理想和模式是中國傳統定型和定向的一個重要關鍵。由它們對傳統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為何開不出民主憲政的一部分症結。這裏我且以正統的朱子學派作為例證，對這問題稍作剖析。
朱子注釋《大學》是宋明儒學的一個奠基工作，影響極大，他的主要論旨是：人由內在德性的修養，可以臻於至善，但是人的成德，不能止於修身，必須由個人的修身，進而領導政治，推動社會，以達到“治平”的理想。總而言之，成德的過程是修身與經世綰合為一。這仍是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發揮。
在朱子傳統中造成兩種趨勢：一種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去觀照和衡量現實政治，從而產生抗議精神與批判意識。朱子平生的思想和立身行事就已經很有這種傾向。他的一生，多次遭貶受謫，無非是因為他堅持儒家道德的原則，抨彈政治，守正不阿。
這種抗議精神，在後世的朱子學派，持續不衰，最明顯的例子是明末清初陸世儀、張揚園、呂晚村這一批學者，他們之不事新朝，並不隻是對異族的反感，他們也是本著儒家的道德理想，堅持抗議精神而有所不為的。陸世儀在他的《思辨錄》裏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而後道尊。斯二言誠然。《尚書》雲：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又曰：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也，道尊也，道尊則師尊。”換句話說，師儒代表道統，而道統高於君主，因此師儒的地位，至少不應低於君主。這是何等的抗議精神！何等的批判意識！這裏不應忘記的是：陸世儀的《思辨錄》是以“大學模式”為中心思想所寫成的一部書。
然而，話說回來，儒家的抗議精神和批判意識畢竟不是西方的民主憲政，兩者之間仍有著重要的差異。其中一個基本的不同就是民主憲政是從客觀製度著眼，對權力加以防範，而儒家的抗議精神則是著眼於主觀德性的培養以期待一個理想的人格主政，由內在的德性對權力加以淨化。上麵提到的陸世儀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他對政治的構想最後仍歸結於期待聖王的出現。他的抗議精神是由“大學模式”表現出來，因此也難免受到這模式的限製！
前麵說過，朱注《大學》，在宋明儒學的主流裏造成兩種趨勢，抗議精神的發揚僅是其一。另一種趨勢就是以現實政治為基礎而求德治的實現。代表這個趨勢的是南宋以來影響極大的一本書--《大學衍義》。此書是南宋朱學的重鎮--真德秀所編著。他編著此書的目的乃是承襲朱注大學的傳統，但縮小朱注原來的目標，而純以當時君主為對象，以求修齊治平理想的實現。於是，在朱子的手裏，那還是一部談成德治道一般原則性的書，到真德秀筆下，便完全變成一部帝王成德之學了。
《大學衍義》，後來在明初由當時一位朱派學者--邱濬加了一個重要的補充，這就是《大學衍義補》。這個補充主要在討論如何在現實製度的安排中發揮由上而下的德治。後來由經世思想出發而討論製度安排的種種叢編如《皇明經世文編》、《經世文鈔》、《皇清經世文編》等在基本義理規模上都未能超過《大學衍義正補》兩編。因此由“大學模式”的思想為基礎，在儒家傳統中確曾產生過有關製度的構想和討論。但必須強調的是，此所謂製度是現存的行政製度及其附麗的禮樂製度，而非基本的政治製度。因此，這種製度是第二義的，而非第一義的。借用牟宗三先生的兩個名詞，我們可以說，它是表現“治道”的製度，而非“政道”的製度。
上麵我們簡略地討論了聖王的理想和“大學模式”在朱學傳統所造成的兩種趨勢。一種引發了抗議精神與批判意識，但這精神與意識始終停留在道德理想的層麵，未能落實為客觀製度的構想。另一種引發了製度的構想，但所謂製度是表現“治道”的製度而非“政道”的製度。這兩種趨勢都可歸源於儒家的樂觀精神和理想主義，同時也間接透露出儒家傳統的一個重要消息：幽暗意識雖然存在，卻未能有充分的發揮。衡之幽暗意識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重要性，我們也可由此了解到中國傳統之所以開不出民主憲政的一個重要思想症結。
後記
去年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裏也曾稍稍觸及幽暗意識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並曾就這一問題，對中國傳統作了一些簡短的批判與反省。徐複觀先生當時在美省親，讀到此文後曾來信表示不同的意見，他回香港後，並曾發表文章，就我的論旨，提出商榷，10月間，他把他的文章寄給我看，我因當時被學校一些雜事糾纏住，未能和他仔細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在回信中答應在短期內將為文詳述我的觀點，向他請教，沒想到，如今這篇文章寫好了，而他已經離開人世！
我知道徐先生一向喜歡後輩向他請益辯難的，就以這篇文章來表示我對這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老鬥士的一點敬意和悼念吧！
“注釋1”在作者所見到有關此問題的英文書籍中，尚無有係統的專著，因此幽暗意識與西方民主傳統之間的關係，在歐美學術界，也是一個亟待厘清的問題。
“注釋2”Carl J。Triedrich，Transcendent Justice：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stitution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64）。
“注釋3”Edmund S。Morgan ed。Puritan Political ldeas，1558-1794（The American Heritage Series，1965），Preface，Part 1 and Part 2.
“注釋4”William Haller，Liberty and Reformation in Puritan Revolution（New York，1955），chapter 10.
“注釋5”Friedrich這一論點，若專指洛克的思想而言，則頗有問題，因為史家尚無證據顯示洛克的“政府分權”這一觀念是特別來自基督教的罪惡意識。但重要的是：此一觀念並非完全始於洛克，前於洛克的英國思想家如James Harrington即已有此思想。因此，就弗氏的觀點，稍加修正，我們或者可以說：Harrington與洛克這些人，沉浸於基督教思想的範圍中，受幽暗意識有意無意的影響，因而有政府分權以防專製的構想。
“注釋6”見前引Morgan的Puritan Political Ideas一書，pp。305-330.讀者也可參看Morgan所寫之“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n In-tellectual Movement”一文。此文發表於Arthur M。Schlesinger and Morton White所編之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Sentry edition）pp。11-13.
“注釋7”就以美國“開國諸父”中受歐洲啟蒙運動影響最深的傑弗遜而言，他所表現的樂觀精神也是相當“收斂”的。例如他曾說過：“Al-though l do not with some enthusiasm believe that the human condition will ev-er advance to such a state of perfection as that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pain or vice in the world，yet l believe it susceptible of much improvement，and most of all，in matters of government and religion，and that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the people is to be the instrument by which it is to be effected。”See Ideas in America：Source Reading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by Gerald N。Grob and Robert N。Beck（New York，1970）。
“注釋8”布萊士曾說過這樣的話：“American government is the work of men who believed in original sin and were resolved to leave open for trans-gressors no door which they could possibly shut……The aim of the Constitution seems to be not so much to attain great common ends by securing a good gov-ernment as to avert the evils which will follow not merely from a bad govern-ment but from any government strong enough to threaten the preexisting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 Citizens。”See 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1889），vo1.1，p。306.
“注釋9”見Arthur O。Lovejoy，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1），第二章，“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nd the Method of Counterpoise，”pp。37-66.
“注釋10”關於美國“開國諸父”的思想中的現實感，到底有多少成分來自傳統基督教的幽暗意識，學者尚在爭論中。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份現實感來自他們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觀察。但問題是：政府的腐敗，執政者的貪權，發生於每一個社會，為何美國的“開國諸父”獨對這些現象有著特別強烈的感受與反應？從這一個角度看去，他們的清教徒背景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注釋11”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con Press，1984）序言，pp。14-15.
“注釋12”見Lord Acton於1887年致Mandell Creighton函，見上引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中第364頁。
“注釋13”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20-32頁。
“注釋14”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在他的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一書中，提出困境感（Sense of Predicament）的觀念，對宋明儒學中的幽暗意識，曾有間接的討論，發人深思，讀者可以參看。
“注釋15”關於王畿及其他晚明清初的幾位思想家對於生命陰暗麵的感受，讀者可以參看：Pei-yi Wu，“Self-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s of Sins in Traditional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9，no。1（June，1979），pp。5-38.
“注釋16”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519-5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