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初年（1644—1646年），南宋名儒何基的後裔自金華後溪遷徙於義烏愛溪（今廿三裏何宅），於何氏家廟西邊空餘地上，創建了西園書屋。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縣沈曾純建義學於朝陽門內；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5年），知縣韓慧基重修義學。據清雍正四年（1726年）《韓慧基重修義學記》記載，“在朝陽門內之金山嶺，地最高曠，一披覽間，山川秀色盡歸襟袖，信讀書窮理處也。為屋凡三進，東西廊各十，捐俸延師授徒，其中一時稱盛。曆今二十餘年，屋皆傾圮，惟台後進僅存，惜未克因舊而即新之。姑借他所，敦請師傅以教貧士。然沈侯創始之功，不可忘也”。“府庠生陳雲荃於大陳村創建書院，名曰漱芳，捐田二十餘畝。嗣後邑庠生陳恪等亦輔捐田畝，共額糧一兩八錢零，糧戶即編名‘陳義學’，以示無改易也”。“歲收其入為延師之費，餘以給膏火，俾貧苦者入而習業，每朔望宣講聖諭，即童蒙鹹令聚而敬聽之。”其名為漱芳書院，實為義學。
據《環山堂記》載，清隱士劉元震居郭外五裏青岩山之石門，“歲癸卯（1843年），擇地之偏，成室數楹。中構一堂，聚族之兄弟子侄講學論文於其間”。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陳君元聘塾師建陳氏私塾，位稠西分水塘，教子學習。稠北柳村有東山家塾，門匾及校舍遺址至今尚存”。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吳鬱文在平疇龍門寺創辦延陵書院。延陵書院名為書院，實際上為私塾性質，初有蒙童十名，由吳鬱文親自授課。宣統元年（1909年）遷往平疇村堅常祠堂。民國2年（1913年），改辦為私立萃英高等小學。
這些隻是明清時期有關學塾和義學的一些記載，實際在民間還有更多的各類學塾和義學，是義烏民間初級教育的生力軍。
五、新式學堂
清末西學東漸，一方麵戊戌變法提倡新學，另一方麵清廷也廢科舉、興學堂，義烏有識之士力盡其能，創辦官、私新式學堂，主要是初等和高等小學堂，部分學塾也先後改為小學堂，但由於義烏學堂數量不多，經費和師資不足，不能滿足學生上學的要求，因此私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與學堂並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石溪（西鄉石塔）人吳源出資創辦了義烏第一所具有西方新學性質的學校——民義學堂，並自任教師，成為義烏新學開端的標誌。
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陳虹如（即玉梁）倡議，改繡湖書院為“義烏官立繡湖高等小學堂”。民國二年（1913年），該校又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至這一年清廷下令廢科舉興學堂，義烏人創辦的學堂已有5所。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有5所學堂立案。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縣官立初等小學堂創辦，設於稠城北隅，租金氏宗祠為校舍；民國三年（1914年），該校改稱為“義烏縣立模範初等小學校”。據宣統元年（1909年）11月的《浙江教育官報》第十一期《光緒三十四年全省學務統計總表》公布，至當年，義烏有官立高等學堂1所，二等學堂19所，初等小學堂5所，在校學生1020人。
宣統元年（1909年），縣教育會成立。之後的三年間，雖然清政府已奄奄一息，但仍有多達21所學堂立案。
據《民國18年浙江省學校通訊》記載，至清末，義烏各等級學堂共有64所，其中高等小學堂1所，兩等小學堂20所，初等小學堂43所。隨著城鄉小學教育網點的形成和和冬學的興起，直到民國30年（1941年）義烏縣政府教育科倡議廢止所有私塾，改辦國民學校以後，學塾的教育形式才完全被學校所代替。
六、成人識字學塾
在新式教育思想的影響下，清政府也開始注重成人教育，特別是對農民的教育。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諭令各州縣城鎮人口滿1萬以上者應設簡易識字學塾1所。是年，義烏簡易識字學塾創辦。宣統元年（1909年），學部公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定出推行識字學塾的步驟。據此，縣內又增設簡易識字學塾4所，組織年長失學者入學，規定每日上課3小時，分日夜班教學，有一年畢業與二年畢業兩種學製。當時，義烏有一種叫《四言雜字》的讀本，有穀米豆麥、柴炭蠟燭等內容供民眾識字教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