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1980年中央正式提出以提倡生育一個孩子為主要標誌的生育政策，絕不是“拍腦袋”的產物，而是經過了認真討論和論證，對其實施結果進行了深入研究，是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抉擇。此外，座談會還討論了人口素質、人口性別比、人口城市化、人口民族構成等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近30年的實踐證明，當時對人口變動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正確的，製定的政策是成功的。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國的人口政策已經盡善盡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任何政策，總是要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後，人口政策也應適應變化了的情況，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
3.當前的選擇
我國可以實行“三步走”的人口發展戰略：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這一步已在1992年完成；第二步，穩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長，同時注重人口素質提高和結構調整，預計這一步可在2030年前後實現；第三步，零增長以後由於人口的慣性作用，總體人口將呈一定程度的減少趨勢，屆時再依據經濟社會發展以及資源環境狀況，作出理想適度人口的抉擇。這裏所說的“理想適度人口”是全方位的，不僅人口的數量是適當的，而且質量是較高的，年齡、性別等的結構是合理的，同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是相適應的。
當前我們正處在人口發展戰略的第二步，如何走好這一步？指導思想和基本任務可表述為：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實行控製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調整人口結構相結合，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此，應製定包括人口自身變動、人口與發展在內的全麵發展的人口政策，逐步實現由人口數量控製為主向數量控製與質量提高、結構調整並重轉變，最終過渡到以質量提高和結構調整為主的人口政策。就數量控製而言，建議考慮以下生育政策選擇：
其一，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這一條現在即可實施。因為，當前已婚育齡婦女獨生子女領證率城鎮遠高於農村，實行“雙獨”結婚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生育率升高極其有限。
其二，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在農村，由於獨生子女率較低，“一獨生二”影響有限；在城鎮，由於獨生子女率普遍很高，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比例不會很高，對生育率影響也不會很大。特別是到“十二五”，城鎮30歲以下育齡婦女將進一步減少，影響要更小一些。實行“一獨生二”的生育政策，對於“一獨”方的父母家庭養老和改變家庭人口年齡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在有效製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目前，農村實際的總和生育率仍在2.0上下，實行“限三生二”政策，生育率可大體維持在目前的水平，不會造成大幅度反彈，也不會影響2030年人口零增長目標的實現。普遍實行“限三生二”，改變目前農村隻有獨女戶才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對於治理出生性別比升高具有積極作用。
五、筆者：鬆綁計生政策是中國人口軟著陸還是大爆炸？
近來，國內逐漸形成一股“兩胎論”的主張，歸根結底，目的是為了維持人口生育的更替水平，並一致按照國際上一般采用的數字，即維持總和生育率為2.1.國際上把這稱為更替生育水平（Replacement level fertility），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嬰兒死亡率高，這些國家采用F=3.3，世界平均值則取F=2.33.但這些數值並未獲得驗證，且與實際情況有頗多出入。例如，世界上現在約有42%的人口低於此更替水平值，而人口仍在繼續增加之中，據解釋是由於移民和人口慣量（或譯動力）造成。但真正有大量移民輸入的隻有極少數發達國家，而所謂的人口慣量，又沒有人口慣量的量化標準。所以現在國際上一般采用的F=2.1，並非無懈可擊也不是無可非議的。
筆者認為中國的人口政策現在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而且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保持人口平衡當然是上策，但無論如何不可再行增加，否則弄不好會引起人口爆炸，後患無窮。因此，筆者根據世界曆年人口統計數字，提出了一個自創的人口生育更替模式，得出的初步結論是：F=2.1並不是合適的更替生育水平數值。詳細闡述參見《僑報》12月14日言論版拙文《中國的新人口警鍾敲響得太早了》。
為了征求國內外人口專家的寶貴意見，本文特將兩種不同模式進行了比較。實際上，維持總和生育率F=2.1的一般模式，是一種“兩代模式”，隻考慮兩代人的人口更替，未設定其周期長短。其依據是上一代夫妻兩人生育下一代兩個孩子，以兩人更替兩人雲故而獲得人口的更替平衡。計算公式為：人口增減比R=（F-2）/2.因此，理論平衡值為F=2.0，之所以取F=2.1，是考慮到嬰兒的死亡率。如果承認F=2.0或2.1可以達到正確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那麼上一代夫妻兩人生育下一代一個孩子，即F=1.0，其結果是人口將減少50%。筆者不禁要問：上、下兩代人之間的周期究竟多長，就會使得人口衰減一半？這一數字實在太驚人了。
綜觀世界人口的統計數據可知，在2008年到2050年的42個年頭裏，F值在2.1～1.6之間的約60多個國家，除芬蘭和比利時等國家的人口減少約6%～8%外，其餘的人口均在增長，增長範圍多達10%～50%不等。僅用移民和人口慣量就很難加以解釋。至於F值接近1.0者，如波蘭F=1.28、烏克蘭F=1.26、白俄羅斯和捷克F=1.24、日本和韓國F=1.21、新加坡F=1.09的國家，人口隻減少到7%～26%。如果人口真要衰減到一半，豈不是要驚慌失措嗎？幾個一半衰減下來，到下個世紀，豈不要亡國滅種？果真如此的話，為什麼日本至今還在拒絕大量的外國移民呢？
如果根據筆者提出的“三代模式”，其計算公式為：當F≤2，人口增減比R=（F+0.5×F×F-2）/2；當F＞2，R=1+（F-2）/2.按“三代模式”計算，F=2.0，人口增加100%；F=1.0，人口減少25%，比較符合世界人口統計數據中F值與人口增加比的相關關係。而且，當F值略有提升後，人口的減少就迅速恢複，如F=1.1，人口減少15%；F=1.2，人口迅速減少到4%。但若按“兩代模式”計算，F=1.1，人口減少45%；F=1.2，人口仍減少40%。“兩代模式”衰減得如此嚴重，顯然不符合統計資料。
中國雖然實行一胎化多年，但因為城市與農村執行的情況不同，現在的F值在1.79～1.8之間。考慮到今後的經濟增長及持續城市化的結果，到2050年時的F值還可能進一步降低至1.2（因為最多降低至相當於日本今天的水平）。按“三代模式”計算，F=1.8，人口可能增長71%；F=1.2，人口可能減少4%。如果按“兩代模式”計算，F=1.8，人口可能減少10%；F=1.2，人口可能減少30%。根據聯合國的人口估計數字，中國人口到2050年時仍可增加7%。何種模式更為接近人口統計趨勢，也就一目了然。
由於兩種人口生育更替模式都需要進一步的驗證，究竟誰是誰非現在還難下結論。但中國人口到2050年時總會由現在的13.3億增加至14.2億，這一點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如果“兩代模式”的計算正確，且現行的一胎化政策不變，到2050年時人口即使減少10%至12億左右，甚至再減少2億至10億的人口，也沒有什麼可怕之處。到時候再考慮調整人口政策，也不為遲。英國、德國、法國的幾千萬人口，日本的1億人口，以及美國的3億人口，都先後稱霸過世界，中國有10億人口，隻要經濟發展了，還有什麼發愁的？
進行兩種模式的比較，目的還在於提醒采取兩胎化政策的潛在危險。因為中國尚存有不少的封建意識，現行的一胎化政策已經超過了F=1的目標，二胎化同樣會超過F=2或F=2.1的目標，如超過此值，即使按F=2.2計算，無論采用哪種計算模式都可算出人口將激增10%以上。到時候，中國的人口將不是什麼軟著陸，而是人口的大爆炸。如果F=2.1真的是維持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金科玉律”，目前世界上幾十個發達國家的F值均遠小於此值，也就是都麵臨人口大量衰減的危險，但不曾聽說他們要采取政策，以便向F=2.1靠攏的。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人口政策上或需更加謹慎！
六、胡鞍鋼：穩健調整計生政策穩定未來人口規模
任何一項政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進行適時、靈活、穩健的調整。計劃生育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但是它的目標、內涵、措施同樣需要隨著時代發生變化。解決中國人口問題至少需要幾代人努力。
1.中央曾設想2010年後調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國總人口規模超過8億。1971年政府（國務院）首次把控製人口增長的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5年，毛澤東同誌指出“人口非控製不行”。為此中國政府製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
1980年鄧小平同誌指出“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大政策”。黨中央決定實行更加嚴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當時黨中央的決策主要是出於兩方麵考慮：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全國人民在吃飯、穿衣、住房、交通、教育、衛生、就業等方麵都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使整個國家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二是當時30歲以下的人口占到總數的65%，之後每年平均將有大量的人口進入婚育期，因此必須要嚴格控製每對夫婦的生育數量。
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情況早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逆轉。從1998年開始，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就已經降到10‰以下，在發展中國家中率先進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長國家行列。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已經是世界上人口增長率極低的國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到1.8以下，屬於“少子化”類型國家。我國現在麵臨新的人口問題，需要及時調整人口政策。
1980年黨中央《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就富有遠見地提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這表明，過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這一代人為落實基本國策作出重要貢獻和犧牲，“舍小家，顧國家”。30年後我們需要根據黨中央的戰略設想和對人民的政治承諾，適時、靈活、穩健地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時間，從“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向“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軟著陸和轉變，從而使得我國的實際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2.1左右，讓以後幾代人既可以“顧小家”，又可以“顧國家”。從長遠來看，可以逐步實現中國少兒人口、青年人口、勞動年齡人口以及總人口規模的穩定。
2.為何需要調整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從人口發展規律來看，既要避免過高增長，也要避免負增長。特別是當婦女總和生育率長期明顯低於婦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時候，就會導致少兒人口、青年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持續下降以及隨後總人口規模的持續下降。
事實上，我國少兒人口首先出現了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趨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後，我國0～14歲少兒人口絕對數達到了最高峰，大約為3.34億人，而後便持續下降，2008年的時候減少到2.52億人，比1995年減少了24.6%，占總人口比例的19.0%。這與印度的情況正好相反，根據聯合國人口署提供的數據，從1990年起印度0～14歲少兒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在2010年達到3.74億人，高出中國近50%，這意味著15年之後，15～30歲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國高出近50%。這就需要我國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適當提高婦女生育率，扭轉少兒人口大幅度下降趨勢。
我國的15～59歲勞動人口大約在2015—2020年之間也會達到最高峰，大約9.23億人，而後開始持續下降。最遲在2025年印度的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會超過中國；到2050年，中國的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大約要比印度少2.44億人。
進入21世紀，我國在人口問題方麵同時出現兩個新的發展挑戰：一個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婦女總和生育率的過快下降，明顯低於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個是加速的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到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16.7%，205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於屆時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人口政策的目標是防止人口增長過快，可以說我們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個目標。因此我們稱“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屬於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時間。從現在起開始實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其政策目標是防止人口嚴重老化和少子化。現在看來能否實現這個目標依然是未知數，它取決於我們對未來人口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機會窗口。由於1980年以來的人口政策還有很大的慣性，還有被繼續“鎖定”的可能，調整起來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從長期成本和收益角度來看，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晚主動，不調整則被動。
3.人口增長已經不再是我國資源環境的主要壓力來源
或許有人會認為人口多是環境資源壓力的主要來源。可以說30年前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的時候的確是這樣，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可以說當前造成我國資源環境主要壓力的已經不再是人口增長，而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現在看來，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辦法來協調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關係。
第一，從貿易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完全能夠從國際市場獲得更多的資源來緩解國內資源環境壓力。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背景下，一個國家既不能也沒有必要實現資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給自足。並且在一個國家工業化加速過程中，能源和資源對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從另一個方麵來說，適當增加能源和資源的進口比例，也能夠緩解國內的生態壓力，減少國內枯竭型資源的開采，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
實際上從1995年開始我國才成為初級產品的淨進口國，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初級產品進口額占GDP的比重開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們認為這個比例還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為該比例的上升標誌著我們從國際市場獲取資源的能力提高了，這也相當於進口了水、耕地、礦產等稀缺自然資源，大大緩解了我國國內資源環境方麵的壓力。
第二，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的資源和能源壓力。根據中國科技中長期規劃目標，我國已經在加速發展核電、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作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並且根據當前的規劃，我國清潔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比重在2020年之前就會達到甚至超過15%。我國在新能源方麵的專利數已經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並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斷上升。可以說我國有希望成為世界上可再生能源、綠色技術方麵的領先的創新者和應用者。這些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中國的資源和能源約束。
第三，隨著過去幾十年裏我國教育事業的顯著發展，已經形成了人口方麵的兩大新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首先從人力資源優勢來看，2005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8.5年，同年我國15～59歲人口數為8.81億人，累積了74.89億人/年的總人力資本，這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力資本。其次從人才優勢來看，2008年我國大學以上文化程度人口達到了8400萬人，2020年有希望發展到1.5億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進一步達到3億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國從事研究與開發（R＆D）的專業人員規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時候我國R＆D人員數量隻有47萬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經增長到161萬人/年，已經高於美國的130萬人/年，以及歐盟的120萬人/年。這些人力資源和人才方麵的巨大優勢就為我國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也為我國突破資源環境約束提供了可能。
4.未來中國人口發展目標
人口發展戰略既要統籌考慮人口係統內部的數量、結構、質量和分布，又要統籌考慮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係統的綜合戰略。從長遠觀點看，中國應該實現人口穩定的目標，具體包括：
（1）保持少兒人口數量穩定的目標。少兒人口並不是減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應該保持在一定規模上。
（2）保持勞動年齡人口穩定的目標。防止2020年之後勞動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防止15～29歲青年型勞動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總人口規模。防止2030年之後總人口規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穩定各類人口數量的同時，我們還要不斷地提高人口素質。具體來說，包括：
（1）不斷提高人口平均預期壽命。2005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已經達到了73.0年，高於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的63.7年。今後我們應該進一步提高和改善國民生活水平，完善醫療保健製度，力爭使我國出生人口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達到76歲以上，2050年進一步提高到80歲以上。
（2）不斷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時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8.5年，已經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力爭2020年達到11年，2050年應該超過13年。
（3）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規模。2008年我國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為8400萬人，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國家投入，並且開放民間高等教育市場，使得這一數字在2020年超過1.5億人，2050年超過3億人。
（4）提高我國HDI指標。HDI（人類發展指數）指標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綜合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它綜合反映了經濟、健康和教育的發展程度。2006年我國的HDI指標為0.762，在17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1，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我們應該力爭HDI在2020年達到0.88，2050年進一步達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國人口發展的中長期目標。它既包括各類人口數量穩定的目標，也包括人口質量提高的具體目標。因此，中國應該綜合采用各方麵的政策，不僅是生育政策，還包括教育、就業、健康等一係列的政策，來保證上述目標的實現。
總之，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曆史長期積累的問題。人口發展的長期規律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用短期政策來將其調整。現在看來，我們至少需要花兩代人的時間才能調整過來。人口自身發展的特點和政策調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邏輯可能是：1980—2010年期間，先是嚴格控製一代人；2010年之後，再主動調整一代人；先控製人口數量，後調整人口結構。因此，今後人口政策的目標應逐步轉變為以調整人口結構、提高人口質量為主。
七、筆者：男多女少不是搞“二胎化”的必要條件
出生性別比偏高，是現今部分人口問題專家攻擊“一胎化”政策的理由之一。
自然規律是人類的男女性別比基本上處於平衡狀態，但也不可能做到各為50%。一般而言，在49.5%～50.5%之間徘徊的，都可以視為處於平衡狀態。奇怪的是，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超過了這個範圍。而且除了部分亞洲國家以外，還顯露出陰盛陽衰的趨勢。換言之，就是女多男少。這得從人種的遺傳基因和城市化等方麵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