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洋兩岸的人口論戰(1 / 3)

大洋兩岸的人口戰爭是一場鮮為人知的論戰,因為其形式是讚成人口控製的一方即筆者,在美國紐約《僑報》言論版上開辟了一個專欄,於2009年至2010年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針對反人口控製派的論點發表了十篇文章,國內讀者能夠讀到這些文章的可能性至微,所以說是一場鮮為國內讀者所知的論戰。盡管如此,由於筆者的觀點,特別是對總和生育率裏人口更替指標的觀點獲得了國內一些人士的認可,因而介紹這場論戰的情況頗有必要。

一、筆者:大陸計劃生育政策應該改弦易轍嗎?

本文以筆者筆名“資中”發表於2009年12月1日美國紐約《僑報》言論版,因受報紙篇幅的限製,發表時對原稿有一定的刪節,下文為原稿,需說明的是文中數據均為發稿時的統計數據,如今雖稍有變化,但並不影響文中觀點,故未作更動。稍後還有引用的本人發表的文章,均同此原則處理,不再贅述。

拜讀了《僑報》11月25日在今日關注版發表的《專家呼籲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結束一子化時代》一文後(以下簡稱《結束一子化時代》),聯想到今年中國敬老節日重陽節10月26日的當日,中國民政部和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介紹,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37億,占總人口30%以上。這再度引起社會對於“養老難”問題的關注。中央電視台也在26日罕見地直接提出,計劃生育是國策,但不是鐵板一塊,隻是什麼時候變,早變還是晚變的問題。可見《僑報》此文的內容與央視的觀點多麼地相似。於是筆者禁不住也要提出一己的看法了。

計劃生育行之有年,對抑製大陸人口急劇猛漲的功績有目共睹。恰逢筆者從紐約某華文媒體上看到一篇《從人口再生產看趙小蘭不應是華人婦女楷模》的文章,文章的內容與《結束一子化時代》的觀點!筆者到互聯網上去展開搜索,寫作此文的是《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易富賢先生。易富賢先生在其博客裏自我介紹,他從2002年起任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的Scientist(即科研人員),他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的主張,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網絡媒體上掀起了一股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思潮。

筆者於是又從互聯網上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大國空巢》導讀要點,特摘抄幾段原文如下:

中國的人口過多隻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中國的所有資源總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農用地麵積全球第一,國土麵積、礦產資源全球第三,森林麵積全球第五,淡水資源全球第六。由於資源分布很不均勻,“世界平均”意義不大,低於“世界平均”並不意味資源不夠。

中國絕對算是“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均資源也不錯”,中國“資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發展模式而不是“人口過多”。

中國現在每年出生的這500多萬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後,生育婦女不到500萬)到時候每人平均隻生育1.2個孩子的話,那麼每年出生人口隻有600多萬,而其時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萬,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萬(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萬以上),相當長的時間內,每年人口減少1000多萬—大國空巢!

因此,易先生提出應鼓勵家庭三胎。並且寫出了《大國空巢》一書。對此,因此筆者不得不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筆者認為《結束一子化時代》一文可能與《大國空巢》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人口老齡化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是人類壽命延長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人口爆炸才是全世界必須麵對和解決的問題。在計劃生育上改弦易轍以增加人口,隻能適當有限推遲、不能根本阻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增加人口,則很可能會使中國的人口最終發生爆炸。

從全球範圍來看,發達國家早在上個世紀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開始出現老齡化,即使人口年齡結構最年輕的非洲或遲或早也要加入到老年型國家的行列中來。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世界各國人口老齡化進程開始加速;到70年代初,歐美、日本等40個國家和地區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年型;進入2000年後,全世界已有70多個國家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年型。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比起歐美國家和日本肯定要晚一些。人口老齡化的結果,無非是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的減少,減輕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產生的負麵影響,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適當推遲退休年齡等方法予以解決。如今許多發達國家都是從發展中國家引進勞動力,來解決勞動力的短缺。到了2050年,中國早已是個發達的國家,不同樣可以從發展中國家引進勞動力予以解決嗎?何況那時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較少的勞動年齡人口養活更多的退休老人,絕不是無稽之談。

事實證明,世界上越是發達的國家,人口越普遍稀少;越是貧窮的國家,人口越普遍眾多。試想,中國今天有13億多的人口,許多地方和城市連飲水都發生困難,試想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今天會多出三四億人口,還能夠過得上如今的小康生活嗎?

計劃生育絕沒有走入歧途,絕不可改弦易轍,絕沒有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刻。中國人若想真的富裕起來,最重要的是避免人口爆炸,全球如此,中國更是如此。以有限的地球資源,要保持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依靠的是人口的質量,不是人口的數量。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和預測數字,中國1985、2015、2020、2050年的人口分別為10.058億、13.934億、14.305億和14.242億,2020年至2050年間,基本上趨於平衡狀態。而且以中國人口基數之大,要達到“空巢”的地步,恐怕會等到“地老天荒”。所謂的“大國空巢”論,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了吧?

為了使讀者對《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先生的觀點有更好的了解,特將他於2009年10月30日在紐約《多維時報》發表的《從人口再生產看趙小蘭不應是華人婦女楷模》文章轉載如下。

二、易富賢:從人口再生產看趙小蘭不應是華人婦女楷模

韓國、台灣和歐洲的人口學家們還在研究提高婦女地位、平權的問題,中國也學著他們要“關愛女孩”以治理性別比,而我認為他們的方向是錯誤的,所謂的“提升婦女地位”正是歐洲和台灣地區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應該尊重男女分工,不能用“平權”來消除男女的天然差別,要讓婦女安心養育孩子,這才是對婦女權益最大的保護。我心目中的男女平等是宏觀上的平等,不是斤斤計較的平等。

美國建國這麼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女副總統。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也是有五個孩子的母親,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民主黨)也有五個孩子。美國女性參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產這個主業之後,美國單身女性參政很難得到選民的認同(美國選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不局限政治觀點和經濟觀點,還注重家庭價值、人生價值)。希拉裏在華人中很有威信,獲得80%的華人支持,因為她很多觀點符合華人的價值觀,但是她對同性戀、墮胎等問題太自由化,並且隻有一個孩子,不符合美國主流家庭的價值觀,因此美國人寧願選奧巴馬,而不選希拉裏。

而台灣地區實行民主才幾年,就有了一位單身女性副總統呂秀蓮。現在是兩黨之一的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是單身,高雄市市長陳菊是單身,蕭美琴、陳文茜、洪秀柱、賴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單身。台灣女性被過度地驅使參加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將生育當成“副業”,生育率不降才怪。台灣的最大的危機不是“統獨”,也不是貪汙問題,而是生育率持續低迷。台灣正在淪落為一個老氣沉沉、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地區。但是台灣的學界和政界都沒有意識到台灣真正問題所在。陳水扁對台灣最大的危害不是貪汙,而是將生育率降低到1.1.馬英九有能力改嗎?他能得罪女選民?韓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目前生育率隻有1.1.馬英九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那麼其他任何政績將不值一提。

台灣的政治文化在成就了少數幾個“呂秀蓮”的同時,卻使得台灣相對於美國來說每個婦女少生了1個孩子,使得台灣喪失了可持續發展能力(台灣今後將麵臨嚴重經濟危機),大量老人(尤其是老年婦女,因為婦女比男人長壽,而通常妻子又比丈夫小,丈夫去世的時候還有妻子相伴,而缺少孩子的婦女卻將孤獨地生活十多年,各國老齡化最大受害者都是婦女)將老無所養,是對婦女權益最大的侵害!我提出生育權是最高層次的女權,是站得住腳的。如果全社會婦女能夠在年輕的時候花10年左右時間養育三個孩子,那麼社保製度就能夠維持,在老年的時候就能夠安度晚年,社會也能夠持續延續下去。

從台灣來美國的趙小蘭也是一個孩子都沒有。趙小蘭忙於學習和工作,到40歲的時候才嫁給大她10歲的肯塔基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在她丈夫的引導下走入政界,但是由於年齡太大,喪失了生育能力。但是趙小蘭擔任部長是靠任命,如果靠競選,她肯定選不上(因為她的成功模式雖然被華人很看重,但是並不為美國人所看重)。而趙小蘭的白人丈夫(有三個孩子)是競選上議員的。

應該說趙小蘭的母親朱木蘭是一個優秀的母親(雖然隻是家庭婦女),她培養了“趙氏六朵金花”,都學有所長,學有所專:趙小蘭、三妹小美、小妹安吉取得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二妹小琴取得美國威廉和瑪麗學院碩士,四妹小甫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五妹小婷取得哈佛大學社會福利專業碩士學位。因之,她們被人們譽為“六隻金鳳凰”。從兩代人角度看,這種培養方式是很成功的,也被作為華人的楷模。但是從長遠看,這種模式不適合推廣,否則非常危險。由於“趙氏六朵金花”個個名校畢業,事業有成,但代價是巨大的,她們將大多數青春用在學業和事業上,沒有生孩子的時間和精力,趙小蘭2004年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說她隻有兩個侄女一個侄子。這六個女兒應該生育13個孩子,家族人口才能夠保持穩定。

如果生育有多樣性的話,既有生育了六個孩子的“朱木蘭”,又有一個孩子也沒有生的“趙小蘭”,社會既豐富多樣,又能持續發展,“趙小蘭”作為個例當然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很有意義,因為有些女人在其他方麵確有專長,不可能兼顧生育。但是社會如果沒有了“朱木蘭”,而隻有“趙小蘭”、“趙小美”、“趙安吉”、“趙小琴”、“趙小甫”、“趙小婷”,那麼人口就會不斷萎縮,社會就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男人主導物質再生產,女人主導人口再生產,兩種再生產都非常重要,但是現在普遍貶低人口再生產,這就導致婦女地位低下。

一位女網友的留言:現在的問題是,連女性自己都不認同,為種族延續所做的人口生產是有價值的。在中國,很多女白領(女性中的中等階層)是不願也不屑生孩子的,她可以為了家庭、為了老公生一個孩子,但是你要讓她生兩個,不如直接殺死她。

三、筆者:中國的新人口警鍾敲響得太早了

2009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社科規劃人口學科組長、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田雪原先生的文章《新中國人口政策回顧與展望》。文章建議,就人口數量控製而言,可考慮三種政策選擇,其要點如下:

其一,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這一條現在即可實施。其二,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其三,在有效製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該文表明:中國的人口警鍾已經敲響了。筆者對此則有不同觀點。筆者認為,中國的人口問題,茲事體大,任何的鬆動都將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故不可輕舉妄動。在正式改弦易轍前,必須深思熟慮,多方聽取各種不同意見。

依筆者來看,之所以出現由一胎化向二胎化轉變的輿論和主張,歸根結底是對人口的可能減產,產生了錯誤的恐懼感。按預測人口增減變化規律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所謂的總和生育率(即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目,以下以F代表),嚴格的一胎化可以視作F=1,嚴格的二胎化可以視作為F=2.中國有2/3人口在農村,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執行得尚可,在農村則大打折扣,所以目前的實際情況為F=1.79左右。一般認為保持人口不增不減的平衡狀態,必須維持二胎化,即F=2.甚至為了保險起見,最好能夠達到2.1.

可是根據世界人口的各種統計和預測數字,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凡是F≥1.6的國家,人口都在增加之中;F≥2的國家,預計人口到2050年會增加30%以上。可見,為了保持人口不增不減的平衡狀態,應做到F≤1.6.

筆者為此提出一個人口變化的估算模式,以求教於人口學的專家學者們,並且熱誠歡迎批駁。筆者根據人口的邏輯推理以及統計數字,認為現代人的一生,一般可以繁殖兒、孫共兩代人。以平均預期壽命70歲為準,繁殖一代需35年(一般以30年為一代,考慮到現代人晚婚晚育,故適當延長5年),繁殖二代需70年計算,故現代人的一生連第一代初始代,合計應為3代。舊社會因早生早育,常出現“四代同堂”,甚至“五世其昌”的道理便在於此。

根據筆者提出的人口變化估算模式估算,若第一代夫妻2人隻生一胎,即F=1,則第二代得1人,第三代得0.5人。當第三代出生,第一代去世,一個家庭的人口從原來的2人變為1.5人,人口減少0.5人,減少比例25%。表麵上看一胎化的結果,70年後人口將減少25%,這當然是無法容許的。但如果按二胎化計算,即F=2,則一、二、三代均為2人,當第三代出生,第一代去世後,原來的2人變為4人,增加比例為200%,表明二胎化的結果為,70年後人口將增加100%,這當然更不能容許。

如果不信,請看法國和美國,兩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98和2.05,預計其人口到2050年將分別增加40%和38%。“F=2”絕非人口平衡值的結論,至此已經蓋棺論定。由此可見,在一胎化和二胎化之間,必然存在一個人口平衡值,換言之,F值必然小於2.從人口統計和預測數字來看,此值可能就在F=1.6左右。是否如此,敬請各位提出寶貴意見。人口估算是個極其複雜困難的問題,至少這一數值,可以作為今後共同討論的參考。

當前世界上人口衰減得較嚴重的國家是日本、俄國和烏克蘭。這三個國家的人口到2050年,將分別衰減26%、23%和22%,而他們還不曾敲響人口衰減的警鍾,中國的人口從現在到2050年仍可增加7%,此刻敲響了警鍾是否有待商榷?

四、田雪原:生育政策應考慮三種選擇

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問題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轉變的加速推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其中以降低生育率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目前社會上對我國人口政策還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測,需要澄清;同時,步入低生育水平階段以後,人口的變動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麵臨新的抉擇。

1.曆史的足跡

新中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封建社會“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影響深遠。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長率創下23.0‰的新高。這表明,在短短的3年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轉變,隨後迎來第一次生育高潮。這種情況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關注,毛澤東同誌在黨的八大三次會議(擴大)的講話中,提出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的設想,展露出新中國人口政策的雛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主張“控製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曾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讚揚。但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起,將適當控製人口增長當作馬爾薩斯人口論批判,進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多、積累越多、發展越快”的理論教條,人口問題成為無人敢於問津的“禁區”。雖然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央領導同誌和有關文件曾提及控製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但沒有真正貫徹下去。

進入20世紀70年代,全國人口突破8億。麵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國家開始加大人口控製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來。1971年國務院批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製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3年提出“晚、稀、少”,強調核心是“少”,遂演變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生育政策。1978年國家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並將“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1979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提出“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這是我國目前人口發展中的一個戰略性要求”。至此,“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已是呼之欲出。

2.關鍵的決策

20世紀70年代後期,麵對經濟短缺、人口和勞動力過剩的嚴峻形勢,中央領導同誌多次強調控製人口增長、加強計劃生育工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也進行了不少相關研究。1980年3月至5月,中央連續召開5次人口座談會。與會者認為,中國人口太多了,應當盡快將生育率降下來,實行“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並對生育一個孩子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如何解決進行了討論。

關於會不會引起孩子智力下降的問題。民間說“老大憨、老二聰、老三靈”,是不是這樣呢?經過查閱資料和論證,大家認定,生育孩子次序同孩子聰明不聰明沒有必然聯係,民間的說法缺乏科學根據。民間的說法同過去多生多育有關,因為生育的子女多,老大就擔負著協助父母照料弟弟、妹妹的任務,表現出寬容大度,帶有憨厚的勁頭兒;後邊的弟弟、妹妹就顯得更活躍一些、聰明一些。

關於會不會引起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座談會氣氛熱烈。有的主張,生育一個孩子的時間可以搞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以解決我國人口嚴重過剩問題。有的認為,長期實行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會帶來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嚴重、社會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筆者在起草報告中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主要是要控製一代人的生育率,因為控製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控製了下一代作父母的人口數量,因而主要是未來二三十年的事情。這樣,既使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製,又使人口老齡化不致過於嚴重。將來可以通過生育政策的適當調整,避免老年人口負擔超負荷以及勞動力不足問題的發生。

關於會不會出現“四二一”代際結構的問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會不會造成老年人口為四、成年人口為二、少年人口為一的“四二一”代際結構呢?首先,老年人口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齡組別死亡率U形曲線分布,每年每個年齡組均要死亡一定數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齡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歲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或65歲以上。那麼“二一”呢?隻有獨生子女結婚後又生育一個孩子,才具備形成“二一”的條件;如果實行獨生子女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產生的條件。因此,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現“四二一”代際結構,但不具有普遍性,整個社會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結構的。

座談會向中央書記處提交的報告和中央關於控製人口增長的《公開信》,體現了上述基本精神,奠定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生育政策的基調。它的基本點是:國家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兩個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生三個;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要求可適當放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