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海用智慧、苦幹，加上凝聚眾心、形成合力，使雞場排難發展，越辦越好。從1988年1月到1989年6月，在這18個月創辦萬隻雞場的過程中，他們曾淘汰過一次老雞，又進過一批新雞，一切進展順利，經濟效益甚好！張會計告訴春海：
“這一年半賣雞蛋和賣雞的錢，除去生產成本、大家工資和上繳村的3.5萬元以外，你可收入5萬元——這是按照合同規定，你應該得的錢！”
春海聽了，異常高興地想：
“這是大家共同勞動的結果，也體現了我的綜合能力和人生價值！我以後可以改善一下家庭生活，再把大部分的錢交給我慈愛的母親，讓她為我那還未結婚的兩個弟弟——春燕和春東各蓋一所房子，以了卻她老人家的這樁大心事！”
待他回家把雞場的詳情一說，全家人個個都喜笑顏開地議論開了：當初最擔心他辦不好會賠錢的大哥春福，這時格外興奮地說：
“三弟真是不簡單啊！他用創辦雞場的豐碩成果證明了：他確實有起死回生的非凡巨力！”
平時對一些家事，從不輕易表態的二哥，此刻也風趣橫生地發言了：
“嗨！知子莫如母呀，要說對事有預見、看得準，還得數咱媽！想當初，三弟接辦雞場時，咱們心裏都沒底，所以不同意，可咱媽媽就堅決支持。結果呢，三弟以回天之力，把雞場辦得狗趕鴨子——呱呱叫！這是咱老媽決策的英明，也是三弟辛辛苦苦地幹得漂亮！”
最後，安坐在炕頭兒的春海母親笑微微地講：
“我說孩子們哪，我老了、老了，總算是趕上了好社會，咱家的日子也時來運轉啦！以後用小海掙的這些錢，為小四兒和小五兒都蓋了結婚的房子，我就心滿意足、再也沒有牽掛了！”
全家的計劃歸計劃，可情況後來卻有變化。一直關心劉春海成長的郭慶平書記對他說：
“春海，這三年來，你幹得出色，要求進步——你為咱村做的貢獻太大了！關於這一點，我和兩委班子成員以及全體村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中、讚在嘴上。你辦雞場掙的五萬元錢，合法、合理又合情，本來就應該歸你；可是，雞場過去虧損的那些錢，一直是村裏不小的負擔，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可不可以把這些錢，填補了以前雞場的虧損？”
春海猝而思忖：
“村裏這麼相信和器重我，作為一個思想要求進步、決心造福鄉親的有為青年來說，我應該、也樂意為村裏分憂解難——如果把錢看得過重，那麼這個人也就不值錢了！”
如何對待金錢的問題，往往最能集中反映一個人的思想覺悟、道德品質和怎樣處理公與私、人與己的深層次態度。家境並不寬裕的劉春海通過千餘個日日夜夜拚命掙來的這些錢，是郭書記親自承辦、有明文規定理應歸他的。然而毫無思想準備的劉春海，驀地聽書記這麼一說，卻立馬爽快作答：
“可以，我同意！”
這就是在利益攸關的重要時刻，我們的主人公劉春海的真正表現——這表麵看似平凡、實則內心非凡的，一個農村青年出類拔萃的難能可貴之義舉！
1989年10月，村黨支部書記郭慶平，一看春海確是位難得的人才，就有意進一步鍛煉和考驗他，於是，再次給他壓擔子，說：
“春海呀，我看你這小夥子的肩膀，是越壓越硬啊！你幹脆把雞場旁的那個村辦養魚池，也一塊兒管起來吧！那養魚池已經虧損百餘萬元——由你負責經營，你看怎麼樣？”
“行！我服從領導的決定！”春海不動聲色，卻語氣堅定地回答。
一個月後的1989年11月28日，由雙街村黨支部全體黨員一致同意，並經鎮黨委批準，劉春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到1989年底養雞場結算時，劉春海場長隻要了全年工資4000元的報酬，與其它員工不相上下。有人為他感到不公平，就問他：
“你該要的那5萬元錢，即使給村裏，也不能全給呀！你怎麼一分錢也不留呢？”
春海心安理得地從容答道：
“既然應該奉獻，就要堅決、徹底地不遺餘力——這就是我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這樣做，我還有一種力所能及地為鄉親們造福的成就感，心裏也覺得踏實和坦然！”
看到這裏，讀者可能要問：
“入黨後的劉春海，對那占地麵積更廣、虧損資金更多、管理難度更大養魚池，是否回天有術，又將如何經營呢？”
那就讓下節來回答這個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