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太快活、太優裕，經常酒足飯飽，聲色犬馬的作家，是不容易體會饑餓、貧窮的真切滋味的。蘇軾另一首求粥的詩，更是了無遮攔的文人本色了：“豈如江頭千頃雪，茅簷出沒晨炊孤。地碓舂穀光似玉，沙瓶煮粥軟如酥。老我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
後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提到了裴子野。說這位文人“有疏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這是很令人感到溫馨的大家一齊喝粥的場麵，也隻有清寒的文人，才能體會別人饑餓的痛苦。所以，鄭板橋在山東做七品芝麻官的時候，給他家人寫信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餉以熱粥，並佐以醃薑。”中國文人與粥這種不同一般的感情，是由於他們的切身體驗而來。正因如此，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裏，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間的疾苦。
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彼此同是肉食者，脾性能接近。飲食的不同，也能起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分別。看《水滸傳》，便知道凡讚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好漢，都聚齊到梁山泊；而淡茶一盞，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談詩論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們的集會；但到了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籌交錯，水陸紛陳的場麵，不消說，在座的便全是《三言兩拍》裏官佐商賈、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飲食男女”之流；若是隻能聽到領導英明，幹杯致敬，日後高升，多加提攜，無休止的抬轎吹拍、捧場喝彩之聲，便知是《官場現形記》裏的盛會，在那裏落座的，保險不會有一位喝粥人士。
由此看來，經常食粥的文人，多處於生活貧窮線上，屬清寒之輩，當無大錯。曹雪芹就是這樣一位文人中的“食粥族”，由於貧居北京西山黃葉村，加之沒落窘迫，乏於生計，景遇不佳，每況愈下，而不得不喝粥的緣故，才使得這位大師，了解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若是他一直過著“鍾鳴鼎食”、“錦衣紈褲”的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
不過，話說回來，敦誠的詩，難免有詩人的誇張成份，是不必太當真的。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維艱，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還不到隻能以粥果腹，舍此別無其它的地步。因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堅硬的粥，多費上幾文。何況中國人喝酒，最起碼要一碟花生米吧，連斯文掃地的孔乙己，還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鄭板橋自敘的“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頓無下頓的七品縣令嘛？他們在物質世界裏，與大多數人處於同一生活水平線上，因此在認知上，更接近勞苦大眾一些而那些戴著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裏的作家，無切膚之痛，也就難以共鳴。
由於喝粥的結果，這些文人，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心懷，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出對社會、對民眾、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為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古人言：“肉食者鄙”。這一句話，細細琢磨起來，是很有道理的。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夠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