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由農民組成的義和團，進入北京，也就加速了他們的敗亡過程。
因為一個早先的單個的農民，若從阜城門往裏走，那神態必然是畏縮的，心情是膽怯的，臉色是茫然的，手腳是無措的。護著褡褳裏的幹糧和掖在褲腰帶的幾塊錢，絕對是既害怕城市，更害怕城裏人。而城裏人也毫不客氣地嘲笑他們，奚落他們，管他們叫鄉巴老、土豹子。因此，這位老鄉怕走不到白塔寺，腿就軟了。若是再過來一輛躲閃不了的奧迪轎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那司機踩了煞車，準會探出頭來喝斥他：“你活夠了，你這個老土帽、老土鱉，想找死啊！”
農民對於城市，有一種本能的敵意；農民對於體現文明的知識分子，也有一種先天的戒備和警畏的心理。但6月13日以後，義和團手上有權，身上有刀，有了予取予奪的自由，城裏人要仰他的鼻息，知識分子要看他的眼色，不再是那個呆頭呆腦的農民了。對不起，潛藏的惡本質便會爆發出來，從施暴中獲得宣泄的痛快，便是那幾天北京城裏混亂的根源。
試想一下，駐守到裏九城、外七城、皇城各門、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門的義和團，未必全是赤心忠膽的革命者，隨便頂一塊紅布混跡其中者，搶掠偷盜想發革命洋財者，蛻化變質成為政府奸細者，用搶來的銀子去逛前門外八大胡同者，肯定大有人在。
進城以後的義和團，那些宵小之徒，無良之輩，可算得其所哉，趁火打劫，渾水摸魚，發國難財，欺壓良民，在統治者的縱容和鼓勵下，成為政府許可的行為，於是，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也就很正常了。
總之，放火，是農民運動的拿手好戲，義和團在北京幹的最有聲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是攻打交民巷，二是將首善之區，變成一片火海。
據一些史料，抄錄數條於下（其中有許多對義和團的偏見，如稱為匪等等；事實也不免有誇大其詞之處，但也約略可以獲知當時一些情況）：
6月13日——
“海岱門教堂被焚。”（《庚子拳變記日要錄》）
“午刻，法國墳地全被焚毀，守墳之夫婦子女均戕害。”（《義和團史料》）
“拳匪即撲交民巷。至晚，忽四處起火，崇文門內所有教堂皆焚。是日，又燒燈市口及勾欄胡同等處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猶然煙焰滿天，餘火未熄。”（《西巡回鑾始末記》）
“燒東單牌樓北之教堂，延燒鋪戶十餘家。”（《義和團史料》）
“當日晚，有一幫拳匪由崇文門擁進，直到東西牌樓六條，焚燒日本使館。”（日本·佐原篤介《拳亂記聞》）
“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夜，火禦河橋以東數百家，殺數十百人。”（《庚子傳信錄》）
6月14日——
“南堂亦被火，醫院、學堂、嬰孩院皆殃及。”（《義和團史料》）
“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大街耶穌堂，又燒同和當鋪奉教之房，又燒順治門內天主堂，並燒醫院兩處，連四周群房約有三百餘間俱皆燒盡，燒死教民不計其數。又燒西城根拴馬莊、油房胡同、燈籠胡同、鬆樹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數百間，砍殺男婦教民無數。”（《庚子記事》）
“火宣武門內教堂，又連燒他處教堂及教民宅無算，京師大震。”（《庚子傳信錄》）
“忽見東北方又有煙焰上騰，彼拳匪今已至棄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屬於稅關、教會及洋人者。彼等見無人攔阻，遂縱火搶劫，延燒甚廣，火頭共有十多處之多。其光灼天，逐漸燒成一片，約有半裏之長，勢愈凶猛。”（《庚子使館被圍記》）
6月15日——
“午後七時，有拳匪攻入東堂，搶掠之餘，縱火把聖堂焚毀。”（《拳時北京教友致命》）
“西安門內有義和團前來燒西什庫洋樓，道經門內路北小廟，團上燒香舉火，往前正走之間，撞遇路北棚鋪掌櫃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鋪外看熱鬧，衝壞義和團，火即延燒棚鋪，一家無存。”（《義和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