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隻能這樣評，這樣改，這就是金聖歎評《水滸傳》時的心理矛盾。雖然他的良知使得這支評點之筆，不能為貪官汙吏組成的朝廷唱頌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諱地道出“罪歸朝廷，功歸強盜”，但卻能大聲疾呼：“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亂自下生出；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這在那個死水般的封建社會裏，說出官逼民反的症結所在，也算得是振聾發聵的聲音了。高俅，何許人也，皇帝身邊之親信也，親信既然成為動亂之源本，那麼皇帝在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衝這一點給老百姓的啟示，金聖歎也就不會被統治者所容忍了。
一部中國文學史上，要沒有這些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狀態的文人，不那麼按部就班，不那麼循規蹈矩，搗一點亂，添一點彩，唱一點反調，鬧一點笑話，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長老爺，權威人士，丘八將軍們過不去的話，掉腦袋，進法場，滿門抄斬，充軍烏蘇裏台，那文學史也不免太死氣沉沉了。
自殺的李贄（1527—1602）和他殺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電視連續劇裏輪流擔綱的主角。雖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金對這位前輩而言，其智慧是無法望其項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卻有相同之處。我們讀文學史，狂人多，熱鬧也多，文采也盛。雖然傻狂，也真是讓人受不了，可是，文人的狂狷對文學的進展，還是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若是作家成為一個個等因奉此的員司，照貓畫虎的文書，點頭哈腰的衙役，失去陽具的閹豎，惟長官意誌，作帝王玩物，寫奉命文學，當禦用文人，那文學沒準就停滯不前，黯無聲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現在，還能看到金聖歎的墨寶，是順治戊子（1648年）二月四日寫的一幅真跡：“消磨傲骨惟長揖，洗發雄心在半酣。”筆力雄渾，形體肥厚，具有一點東坡風骨。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陳子龍、夏完淳殉難，這都是發生在江南一帶他身邊的南明悲劇，使他複國之望完全滅絕。尤其“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所以，按照他手跡中消極情緒來推斷，他不會去尋釁鬧事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受到先天的軟弱性所製，從來不是很富挑戰精神的。金聖歎在明代就有懷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盡管他對當局不滿之極，也隻是待在家裏，一壺老酒，一碗濃茶，關起門來罵皇帝罷了。因為這是所有膿包型文人進行自我渲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那時候不會在電話上裝竊聽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報告。所以，他跑去玄妙觀，發表演說，支持諸生的逐官運動，確實有很大的偶然性。
據清代王應奎的《柳南隨筆》載：“大行皇帝（按指順治）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昵令，於是諸生被係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於文廟，複逮係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遷議遣大臣即訊並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
當時蘇州的縣令任惟初，史稱“酷吏”，加之“不法”，顯然是一個不得人心的混賬官僚，諸生們上揭帖，要求將其逐出蘇州。諸生，相當於大學生，揭帖者，也就是後來的大字報或小字報，看來，這是那時的學潮了。誰知巡撫朱國治偏護這個下屬，頭一天抓起五個鬧事者，殺雞給猴看。這下子惹起公憤，第二天，正好哭廟，諸生百餘人集中在此，群情沸騰，準備大鬧。
金聖歎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這樣的場合下，他跳出來仗義執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第一，他從來不會站在維護官府的立場上，因為非禦用文人總有一種反主流的天然傾向；第二，他有打出順治這張王牌的資格，胸有成竹，以為國喪期間，誰也不敢把皇帝看中的他怎樣；第三，作為文士，對於諸生們的正義要求，不可能置若罔聞。反對貪官汙吏，他不會不認同，這就是所謂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了。
至於那些女道士的存在，會不會使他的丹田附近生出一股陽亢之氣，使得他不放過這個出風頭的機會，也不是沒有可能。他要是稍為沉著些，不那麼迅即反應，也許太平無事，哭奠以後，回家喝老酒不誤。但他經不起諸生們的慫恿：金大師，你要不出來講話，誰講話？你要不主持公道，誰主持公道，你要不替我們青年學生作主，誰給我們作主！金聖歎錯就錯在他的快上，不但不三思而後行，一思也不思，腦袋一熱，向萬歲牌磕了個頭，便發出聲張正義的聲音。
“我抗議！”
你抗議，管個屁！官員們會把他金聖歎當回事！
這位巡撫才不在乎金聖歎，一聲令下，給我統統地抓！於是歪打正著，在他心目裏，這個挑頭的壞貨，早就打算收拾你，好，既然跳將出來，也五花大綁地被押走了。
金清美《豁意軒聞錄》，寫了這位才子的結局：“（金聖歎）棄市之日作家書，托獄卒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歎無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看來，這位狂人，這位快人，玩世不恭，一直到死也不變分毫。
也有一說，金聖歎往刑場的路上，大呼：“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這幾句話，倒也很具有他評點《水滸傳》的潑辣灑脫的風格。
古代的文人，一般的叫讀書人，即童生，秀才；稍像點樣子的叫士；堂皇一點的叫名士；有點譜的叫士大夫。雖然各個稱呼，還存在著具體而微的差別，但都屬於現在叫知識分子的這個階層，諒無疑義。這些文人，大概與孔夫子所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評價差不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近不是，遠也不是，太給臉不是，太不給臉也不是。所以，予取予奪，是皇帝說了算，而不是文人說了算。要砍下你金聖歎的腦袋，你就得乖乖地讓他砍，頂多幽默一下，以博一笑。很大程度上，知識分子其實做不了自己的主，這便是千古文人為之一哭的許多悲劇的由來。
過去，我們時常聽到這句表達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話，叫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很有道理的。毛必須附著在皮上，但如果大膽假設一下，金聖歎像美國的高科技億萬富翁微軟總裁比爾·蓋茨那樣，毛和皮為一體，依附在自己知識財產這樣一個物質基礎上，做那樣一個掌握自己命運的知識分子，江寧巡撫手中的那些刀槍斧鉞，又能其奈他何？說不定，三品頂戴的這位地方官員，還要向金聖歎先生鞠躬如儀呢！
很遺憾，他沒有這些經濟實力，隻有毛，而無皮，隻好交出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