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二八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宮女三千餘人，令之“任求伉儷”。六三二年十二月，“帝親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那些關大獄裏的刑犯，獲準走出牢門，得與家人團聚。朝中文武鹹為太宗此舉不妥，相信必有就此逃竄命亡不歸者。結果，六三三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上皆赦之”。
白居易有詩，“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就是歌頌太宗這次德政的。
放宮女出掖庭，自行擇偶，倒不是唐太宗的創舉，但“死囚歸獄”，卻是他第一個這樣做的。後代的史論者，也有持不同看法的，認為此舉不近人情，大有故意安排，為自己樹碑立傳，沽名釣譽之嫌。但不管怎麼樣講，在一部《二十五史》中，肯把三千宮女放出去自尋夫婿的皇帝並不多，而敢於讓死刑犯自由行動，姑且說是假釋回家吧，不押不綁，待其自歸，卻是一件頗有勇氣的政治行為。中外古今，這樣有器度的統治者，是不多見的。即使不論李世民具有多少人道主義精神，他敢於把死刑犯放回家，至少表明他對於自己一統天下的高度信心和非凡膽識。好像此後任何一位皇帝，都未敢再試一試，殺之惟恐不及，哪有打開獄門之舉？因此，不佩服這位英主也是不行的。
當時，“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戶外不閉，行旅不攜糧，取給於道路”，“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史稱“貞觀之治”。老百姓也好，史學家也好，對於中國的曆朝皇帝，抱好感者少，持非議者多，尤其那些獨夫民賊，更是唾棄不遺。隻有這位唐太宗例外，屬於眾口讚譽的一位皇帝。因為從東晉末至隋初三百六十九年的南北分裂，接著隋的一統，不到三十多年又陷入盜賊蜂起，戰亂不已的局麵，所以，李世民在人心思定的趨向下建功立業，實現了中國自漢以來的大統一，正是符合了這種分久必合的曆史潮流，他才成為一代英主。
公元六三○年，李靖破突厥，李世民被四邊少數民族尊為“天可汗”。當時已為太上皇的李淵，在淩煙閣置酒慶賀，“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方罷”。這種浪漫場麵，老爺子奏樂，李世民跳舞，慶賀之外，也表明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以及宇內同心，天下一致的大好氣氛。茲後，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遠，與波斯、印度毗鄰。
最有意思的，是明代的萬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鈞，對唐太宗很不以為然。“一代英主”，他是不承認的，“貞觀之治”，他也不放在眼裏。這位絕對的昏君，就是埋葬了又被挖出來見了天日的定陵裏的那位皇帝，此人坐了近五十年江山，隻出過兩回北京城，而且主要是去視察他的陵寢。所以，《明史·神宗本記》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但他卻對臣下大講特講：“唐太宗脅父殺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麵前講解經史，事後設筵款待的一種節目）上，不許進講《貞觀政要》，把唐太宗禦宇二十二年的光輝業績，一股腦地全給否了。
好像他朱翊鈞多麼正確，多麼了不得似的，這當然很可笑。
唐太宗拓展疆土，東至海，南下交趾，西達大食，天竺，北抵貝加爾湖。這位萬曆皇帝卻在薩爾滸戰役敗卻以後，再也不敢與擾邊的金政權較量，坐視努爾哈赤一天一天成勢，外亂內患，最終被李自成逼著他的孫子崇禎上了煤山。明亡於神宗，這句話倒是準確的，但要聽他談起唐太宗來，不知底裏的話，還以為他多麼高明呢？
也許這是屬於中國人的特性了，長著一張嘴，就是為了說別人的。別看自己不怎麼樣，一屁股不幹淨，但議論起別人的長短來，卻是慷慨激昂，振振有辭。所以，我們對那些臂不動，膀不搖，口噴唾沫星子，坐而論道，永遠覺得自己有資格對幹工作的人橫加指責的那些先生們，想想這麼一段曆史，也就不禁豁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