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過：“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係的理論，他的片斷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但是他臆斷：“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後，很少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者其人其事。在曆史上默默無聞，在自身則可以省卻了多少苦惱。”他認為：“李贄的不幸，在於他活的時間太長。”其實，從這位曆史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探求的話，他的最大苦惱，應該是“不甘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應該是擔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寧願苦惱，也不願默默無聞。
名，是他的一股無名毒火，片刻不寧地在燃燒著那顆不安的心啊！
他自殺的前兩年，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年過古稀的李贄，被總理河漕的劉冬星（大概相當於水利部長的要員吧？）從南京接到濟寧小住。雖然是個小城，但卻是個古城，當年李白、杜甫曾經在這裏作客，至今城內留有遺址。李贄看了一遭以後，感慨係之：“濟上自李杜一經過，至今樓為太白樓，池為杜陵池，池不得湮，詩尚在石，籲，彼又何人，乃能使樓池之名不能滅也！吾輩可以懼矣，真是與草木同腐也哉！”
中國的士大夫，無論其為主流，抑或異端，都好名，尤好身後之名；追求所謂的不朽，幾成一種病態。特別那些自以為是人物者，做頂天立地的大事業，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傳之後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總在湧動的心潮。李贄屬於最為嚴重的一位。早年，這樣的抱負，多少還有點積極的進取勵誌之意，如今，年紀一把，行將就木，還在那裏害怕自己與草木同腐，這就表明李贄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奮狀態，非但未曾降溫，甚至到了近乎譫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給自己造靈骨塔時，就透出這種神經質。在《豫約》中囑咐弟子：“若其真實有高興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為相稱。”難得知己，竭誠相待，自是李贄這番話的主旨，但誇張地捧朝拜者為聖為佛，那言外之意，他這個被朝拜者，豈不是更聖更佛的上上人了嗎？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許，正應了清初大學者方以智對他的評論：“專罵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贄也不諱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間一件好事。”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這位老爺子一生，成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決心割脖子以後，才徹底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
據袁小修《李溫陵傳》，他在氣絕之前，曾與這位待詔有段對話：
侍者問曰：“和尚痛否？”
以手書其手曰：“不痛。”
又問曰：“和尚何自割？”
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後這句話，算是他得到了真諦，至此，離上帝還有一步之遙的時候，李贄放棄了一生要做在世聖人的夢。這一刀，表示了他的棄絕，他的斷裂，他的轉折，因為他終於悟到無須乎再追求什麼了，於是可以死了。從這一刻起，升華了的他，屬於他個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對於曆史的他來說，逐步在減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對虛偽的儒學體係的抨擊，對偽道學，偽君子，以及一切從政者的揭露，對封建社會主流意識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精神，卓爾不群思想，特立獨行品質，漸漸成為曆史上的他的主體或者全部，並且愈來愈光輝。
當然，也無須為賢者諱，甚至羈押於鎮撫司監獄時，他在一首《書幸細覽》的詩裏，還幻想神宗朱翊鈞讀了他的《藏書》、《焚書》後，如聆綸音，立刻下了一道聖旨：著八抬大轎，由東華門進，朕要這位李老先生為國師呢！從這個極卑微，也極機會主義的細節，也看到植根於儒家文化的中國士大夫，不論其逆反主流到什麼地步，悖背體製到什麼程度，最後，還是服膺於皇上聖明。
他死得相當痛苦，因為他是一個愛潔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斷地掃地，是他打發業餘時間的主要消遣。平素裏，凡來訪贄公者，有一條規矩，都要坐得離他稍遠一點，因為他簡直忍受不了別人的體臭。這或許是嘲諷了，幹淨了一輩子的他，想不到最後以大汙穢、大邋遢收場，衣衫盡染，渾身殷紅，創口滴血，鬢須凝結，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狼狽場麵。於是，躺在門板上的他，那本來明亮睿智的雙眼，漸漸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盡最後一滴，心髒停止跳動。
李卓吾活著的時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死了以後，仍然不能蓋棺論定。有人尊他為聖人，有人憎他為敗類；有人認為他是中國第一思想犯，有人認為他其實沒有什麼思想，不過好作大語怪論，喜唱反調的另類文人而已；有人看他為道德高尚，行為磊落的學問家，有人看他不過是周旋於權貴之門作清高狀的清客；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狂熱的傳教士，仆仆風塵，到處宣揚他的教義，有人認為他雖然大罵“今之從政者，隻是一個無恥”，但吃穿拿用，全賴這班無恥之人供給，過著優越富裕的寄生生活。他雖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卻在佛堂裏掛孔子像……如果我們將他作為一個人看待，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麼有高尚，也有庸俗，有偉大，也有渺小，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贄的可貴，就像黑夜裏灼目的閃電，雖匆匆一瞥，卻喚醒了中國知識分子，是可以而且應該喊出一聲“不”，向千古不變的封建秩序挑戰。否則，口口聲聲“奴才該死”、“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說不定到今天我們還在黑夜裏摸索。
十五、十六世紀，歐洲開始向現代社會發展，但同一時期的中國，更具國力優勢。當1405年鄭和率船隊從泉州港啟碇，向南中國海進發，歐洲還不具備如此強大的遠航能力，相隔近半個世紀以後，發現美洲的哥倫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當時的中華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贄般敢於思想的知識分子，覺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換一種方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話，誰知道今天的中國又會發展成個什麼樣子呢？《明史》論朱翊鈞：“明亡，實亡於神宗。”其實，中國的積弱之勢，又何嚐不是從明代錯過了這樣一個發展機遇而造成的呢！
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肅然起敬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