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風沙，顯然比現在的狀況還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贄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寫過一篇《遊高梁橋記》，講到與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門外踏青，被沙塵暴擋回來的狼狽，“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礫礫”，可見風沙之烈，也可見彼時的中國人，尚無牙刷和刷牙這一說。就在同樣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門外的迎福寺邊，人們冒著撲麵噎口的揚塵，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贄。“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明陶望齡《歇庵集》），這倒也符合卓吾老夫子的一貫精神。
沙塵能將元大都的遺址，埋在地下不見蹤影許多年，但是，掩埋李贄屍骸的那塊黃土，卻遮擋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爭議一直伴隨著他的名字，討論到明末，討論到清初，褒者有之，貶者有之，官方封殺，民間傳播，死了以後還要讓人不安生，說明李卓吾一生沒有白鬧。
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學問家，對李贄的行徑持反感態度。如顧炎武：“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過於李贄。”如王夫之：“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稍後一點，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樣：“餘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嚐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更甭說編纂《四庫全書》和《明史》的紀曉嵐和張廷玉了，對李贄簡直近乎唾棄了。
其實，即使如李贄最看重，最推許的，甚至向其請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門生乎”的焦竑，也對這位鬧得十分厲害的老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態度。當他考中一甲進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編修，李贄很想依附於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閑”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贄在他《焚書》中，收錄了那麼多的《與焦弱侯書》，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園集》和《澹園續集》，卻絕不保留一封他給李贄的書信，顯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從話》一書，雖記萬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並非隻字不提同時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贄的名字。看來，李贄的鬧，對持道統觀念的文人學者來說，頗有點格格不入。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間，老先生又給挖出來熱鬧了一場。誰讓他四百年前，抬舉那位名叫武則天的女人呢？於是，被四百年後的另一位女人，引為青衫知己。這次，李贄以“高級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臉，很不體麵。一時間，他的《藏書》、《焚書》，重印出來，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豔陽天》擠到一邊去，堂堂陳列於書店櫃台正中為熱銷品。好在評法批儒，雨過地皮濕地過去，老先生與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總算沒有請到寫作組當高參，萬幸萬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為代價，不屈不撓“逆潮流”到底，說“不”到底。作為中國文人中特別能鬧者，總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在世聖人者，多少患有一點自大狂者的這一種人，是值得研究和總結的對象。當然，這類人，過去有，現在也有。但如今這等活“聖人”的肚皮裏，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覺外，別無長物。環視當下文壇，草包實在太多，菜鳥尤其不少，像李贄這樣有學問的自以為是的聖人，還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咧！
李贄，福建晉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統，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漢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鄉試及第，也就是俗稱的中了舉。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離開老家，攜家眷到河南輝縣任教諭一職，約相當於縣教育局的督學。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遷南京國子監教官，大概是個什麼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個閑差。因為明朝自永樂遷都北京，不好擅廢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個縮微的政府機構，養一批閑官。
所以，李贄自及第以後，不算怎麼走運，先是丁父憂，後是丁祖父憂，忙於奔喪，即使得到一官半職，也是在清水衙門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順暢。直到1576年，才調任雲南姚安（即前不久發生地震的地區）當知府，這才有一點俸祿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煎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等得太久太久”，實在是相當的不耐煩。換個別人，也許認命，但他，很不願意如此按部就班，從體製內循序漸進上去。他肯定會罵娘的，“熬到出頭之日，還不得到驢年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說“不”的行動，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際所賜。
在這裏，倒無妨參照《紅與黑》裏的那個於連，重溫斯湯達筆下這個外省青年的心路曆程，也許對四百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贄，有所了解。那個木匠的兒子，從外省小鎮來到首善之區巴黎，能夠站穩腳跟，大展宏圖，能夠不擇手段，達到目的，能夠無所不為，下作行事，能夠蠶食鯨吞，撈取一切，能夠寡廉鮮恥，背叛出賣，能夠聲色犬馬，與那些貴婦名媛上床。他做這一切的時候，沒有揭竿起義，沒有明火執杖，沒有革命宣言，也沒有推翻政權，而是穿著燕尾服，戴著白手套，含情脈脈，彬彬有禮，溫文爾雅，謙恭謹慎，有時還要委曲求全，通過體製內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運作，實現這他的欲求。
這也是過去，現在，將來，所有來到大城市撈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門，尤其來自窮鄉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強，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敢於投機，敢於冒險，敢於鑽營，敢於巴結，甚至敢於無恥的精神，比之在優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同齡人，強上百倍。由於出身清苦，處於底層的原因，這些人對於財富的冀求，權力的渴慕，往往表現得非常貪婪，有時達到病態的癖嗜。但是，他們通常不找體製的麻煩，而是在體製認可的範圍裏，無不達到極限地去獲得一切，這種幹勁，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備的。
李贄做不到這一點，雖然他具有這種外省人的心結，但不具有於連那種在體製內打拚的力氣。試想，他應鄉試，26歲，到河南，30歲，遷南京國子監，34歲，進北京，38歲，赴姚安任知府，50歲。這個年過半百的外省人，早過了像於連那種風華正茂的年紀。在麻城與幾位小女子、小媳婦談經講道之餘，頂多也隻能流露一點柏拉圖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無法做於連的他，“不如遂為異端”，掛冠而去，“寧貧賤而輕世肆誌”，以逆潮流的態勢，從體製外另辟蹊徑，鬧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