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何的一些做法，頗有不擇手段之嫌，但他，行動第一，實踐第一，這是中國文化人的一種難得的品格。好侈談，無實幹，喜浮誇，少力躬，大言不慚，不辨菽麥，紙上談兵，臨陣怯場，這種重言輕行的表現，豈止中國如此？凡古老的民族，都容易生出自我優越之感，有了優越，同時，也就有了惰性。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如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中那個被嘲之為“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的主人公，如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摩夫》中那個躺在床上的爵爺，不都是屬於言多行少的一類貨色嗎？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天花亂墜的人多了，埋頭幹活的人少了，就會壞事。如魏晉時人，戴高冠，著寬服，揮麈柄，崇玄談，最後，國破家亡，新亭對泣，老死江左，統統完蛋。也許這是個規律，嘴巴好使了，手腳通常就不靈活，長處有時會變為短處，懶得去發表長篇大論，倒有更多時間做事，弱項有可能成為強項。何心隱，一生文字，屈指可數，但他的行為，卻多有驚人之筆，而佩服他的李卓吾，著作等身，名震海內，但究其一生事跡，足可稱道之處，又有多少？當然，偉大的人物，通常是不可能類比的。
要是當時的中國文人，都能像何心隱這樣，不去著意表演，不去瘋狂作秀，不去霸占鏡頭，不去誇誇其談，具有毛澤東《實踐論》中所說的吃梨勇氣，變革一下封建社會這隻爛梨，也許不會又遷延了數百年，將中國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何心隱了不得，下決心要參與到變革這隻梨子的實踐中去。從他改名一事看，可見其革命的徹底性和堅定性。舊時的中國人，講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深知自己為製度所不容，為主流所排斥，早晚要倒黴，而且倒大黴，為了不使家人、宗族受到牽連，故有此隱名埋姓，用心良苦之舉。
他所以隱去本名梁汝元，大概與明代用法嚴峻有關。從朱元璋立國開始，重典酷刑，殺人如麻，動不動滿門抄斬，剝皮揎草。他兒子朱棣更窮凶極惡，誅九族還嫌不解恨，要誅十族。何心隱趕上的正德、嘉靖、萬曆三朝，在朝廷上按住臣下的屁股打板子，那血淋淋的廷杖場麵，幾成家常便飯。有鑒於此，故易姓另名，潛行天下，後來，果如所料，未得好死，不過，也就隻掉了個人的腦袋，與家屬宗親略無幹係，這就不能不讓人佩服他的遠見了。
更神的，何心隱竟然預卜到將來，誰會熱烈地主張幹掉他。
那是公元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何心隱第一次到北京去見張居正。當時，張未發達，在國子監裏坐冷板凳，誰也沒看出張的將來會勢傾朝野。交談幾句以後，何心隱就作出預言：“張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講學，必首毒汝元。”果然不幸而言中。最後，雖不是張將他處死，但也是拍張馬屁者，為了討這位元輔的好，殺了何的頭。
細想想，其實又並不神，兩強相遇，誰也不買誰的賬，怎麼會沒有一場精神上的碰撞呢？機深如張居正者，慧悟如何心隱者，還看不出來對手之可畏乎？張將來要收拾何，因為認定何必成為他的潛在敵人；何看出要被張收拾，因為相信日後之所作所為，必與張抵牾。矛盾，勢所必然，勝負，也在料中。果然，“比江陵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即唐之清流、宋之朋黨也。”（鄒元標《梁夫山傳》）
在這次何、張見麵的前一年，恰巧是何心隱在家鄉經營的聚和堂，被官府勒令解體，他是官司在身，行不由己。所以，張居正才毫不留情地諷刺他：“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來也。”張有一飛千裏的鴻鵠之誌，不過要挾帝王之威來飛，自上而下實現他的抱負；何是實幹家，一步一個腳印，隻是藉民眾之力，自下而上點點滴滴地做起。觀點、目標不同，方法、手段相異，體製內、體製外的差別，在朝在野，廊廟林下的分歧，就有了這次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交鋒。
我不知道張居正後來實行的官方改革，其“一條鞭”式的稅法，是否受到何心隱民間改革“聚和堂”的做法一些什麼影響，史無記載，不敢妄擬。但是，何心隱的嚐試，與1958年毛澤東在農村合作化高潮中所作的事，大致上能找到相似的軌跡，這就很值得欽敬。何心隱在聚和堂中扮演的角色，說他相當於如今共產黨的大隊支部書記，也未嚐不可。
在經濟方麵，聚和堂設“一十二人總管糧於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糧於八節，七十二人分征糧於各候。各候完訖，類付於八節之所催者。八節完訖，類付於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訖類付於維養者，交收轉付輔養，以俟率養之所率矣”。這裏所說的維養、輔養、率養各職，是征糧、催糧、管糧等人員的上一級管理幹部。何心隱通過精細的分工，嚴密的組織，公平的分配，用一些合乎現代精神的管理方法，把千百年來的個體小農經濟，實現了初步的合作化，實在是了不得的創舉。
在教育方麵，聚和堂辦了一所不是走讀而是住校的，要過集體生活的公學。實行“總送饌”和“總宿祠”，學員和老師，吃在學裏，住在學裏。這對今天的學生來說，當然毫無新奇之處。但在明代，與普遍存在的家館私塾毫無共同之處的教育方式，實在是別樹一幟。他所以要把學生集中起來，其目的很具破私立公精神，“聚於上族私館，則子弟惟上族之親；聚於中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中族之親；聚於下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聚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
一個四百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懂得弘揚集體主義的精神，應該說是難能可貴。更令人驚奇的，何心隱還要打破貧富差別，打破族姓差別，使鄉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樂觀子弟禮以相讓……而相親相愛之念變皆油然而興矣。”何心隱所說的“率教”，應該相當於現在的教師，還兼有輔導員之責，所說的“祠首”，那自然是校長或行政主管了。用這種每半個月舉行一次的懇談會，使得大家破除私念，相親相愛，看來，早在幾個世紀以前的何心隱，就在努力營造共有、共享、共治性質的烏托邦，能不令後人對他刮目相看嗎？
在政治方麵，他改變了小農經濟的分散經營狀態，也改變了各家各戶、單獨麵對官衙役吏的局麵，而是統一由聚和堂納稅完糧，承擔徭役，地方官員再也撈不到油水。這種在政治上的獨立體，要比在經濟上和教育上的共同體，更不能被統治者接受。“故凡田糧之征，敢不樂於盡分以輸納耶？丁糧之征，敢不樂於盡分以承應耶？又豈敢妄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費耶？又豈敢徒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勞耶？”惟有這種勞動組合的政治結群，一切由聚和堂出麵與地方政府打交道。按章辦事，保護群眾利益，該交的交，不該交的則不交，於是，實際上杜絕官吏的隨意盤剝的行為（以上引句均見何心隱《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與《聚和率養諭族俚語》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