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卷二 1937-1944年(3 / 3)

其時,樹棠已在秦漢人文地理方麵搜集有幾十萬字的史料,計劃寫一部《漢史地綜》,從地理形勢、物力人才的分布、民俗風情、文化心態的差異諸方麵,探究漢代曆史演變的某一側麵。

但隻寫出一篇《兩漢的兩都》,短短數千字,說明西漢的長安是個動態的都市,東漢的洛陽是個靜態的都市,反映了兩個時代的整體精神。耕望許之為高層次的論點、高境界的論文。

一日,又在庭院中與錢穆閑談,耕望表示對樹棠佩服之意。

錢穆說,“你是我認識的最有希望的學生,樹棠前途不如你。”耕望為之愕然不解,因問何以有如此非同一般的看法。錢穆道,“樹棠個性執著,程度雖好,但很難發得開!”意謂其易入極端,而不知變通。另據錢穆日後回憶:

錢生博覽多通,並能論斷。嚴生專精一兩途,遇所疑必商之錢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錢生終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屢變其學,無所止。

暑期,看《全唐文》至三百幾十卷,寫錄資料卡片。齊魯研究所時代,耕望亦開始對杜詩發生特別興趣,暇時常誦讀杜詩以為消遣。耕望愛杜詩,是深感杜翁對家庭、對朋友、對社會人群都有一分真摯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鬱雄渾的風格發之於詩篇,對自己有極大吸引力,能背誦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濱高歌狂吟,似有意氣風發之概。自謂對於古今任何人物,隻有欽佩,而無崇拜,隻是對於杜翁近乎崇拜,是個例外。進而認為,一個人對於社會人群最具自發性影響力的要以文學家為第一。此外,耕望對於王維等人有山林氣味的詩篇也很喜歡,蓋與其愛好大自然的稟性有關。

耕望在每周六的講論會上報告“兩漢地方官吏之籍貫限製”的研究體會,根據一千多條事例作統計,結論是:1.自武帝以後,凡是朝廷任命的長官都非所統轄地區的本地人,縣令長不但不用本縣人,也不用本郡人。2.顧炎武說,州郡縣長官自由任用的屬吏,都是本地人,檢查下來有幾個例外,但不是有特殊原因,就是正史所記籍貫有誤。耕望本以為所講不過是些小小的結論,錢穆聽後卻為之精神一振,說:這是個極重要的、具有深刻意義的大發現,豈是小問題!秦漢時代,中國剛由分裂局麵進入大一統的局麵,封建潛勢力仍存在,而交通不便,極易引發割據觀念。

若任本地人做本地長官,則名為統一國家,其實在文化意識上並不統一,對於大一統的局麵甚為不利。漢製地方長官全用外地人,自不易發生割據自雄的觀念。但本地民情隻有本地人最清楚,規定地方長官任用的屬吏必須為本地人,既可避免長官任用私人,複可使地方行政推行順利。故此一法規極有意義,不可等閑視之。耕望感到聽錢穆講評,最得益處的是其隨時提醒諸生,要向大處看、遠處看,不能執著地盡在小處琢磨,忘記大目標;盡往小處做,不能有大成就。

9月,《兩漢郡縣屬吏考》發表於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二卷。

28日,齊魯研究所師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賞桂,途中錢穆談得很多。耕望於當天日記中寫下兩千多字,例如錢穆說:

我們讀書人,立誌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隻是第二流。現在一般青年都無計劃的混日子,你們有意讀書,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氣魄不夠。例如你們兩人(手指向錢樹棠與嚴耕望)現在都研究漢代,一個致力於製度,一個致力於地理,以後向下發展,以你們讀書毅力與已有的根柢,將有成就,自無問題;但結果仍隻能做一個二等學者。

縱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們還要擴大範圍,增加勇往邁進的氣魄!

錢樹棠問:梁任公與王靜安兩位先生如何?錢穆曰:任公講學途徑極正確,是第一流路線,雖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價值,但他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已不可磨滅!

王先生講曆史考證,自清末迄今,無與倫比,雖然路徑是第二流,但他考證的著眼點很大,不走零碎瑣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績不可磨滅。考證如此,也可躋於第一流了。

耕望說:我也想到,做學問基礎要打得寬廣。但我覺得大本大源的通貫之學,實非常人所可做到;我總覺天資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線,恐畫虎不成反類狗。

錢穆曰:

這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誌,與天資無大關係。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

過了幾天的一次晚飯後,錢穆在大門外又與耕望有一段閑談。錢穆曰:

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一個人的意誌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來就是小規模的,等到達成這個目標後,便無勇氣。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虧很大!

是後,錢穆又幾次與諸生強調同一問題:

中國學術界實在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這難道是必然的嗎?是自己功夫不深,寫的東西價值不高!求學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則求名,宜當緩緩為之;但太緩又易懈怠。所以意誌堅強最為要著!……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

今人隻是一時之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自樹棠來齊魯研究所後,耕望已決定專向製度史方麵發展,心中慢慢形成一個“中國政治製度史”研究計劃,當時的理想是用現代方法寫一部《國史政典》。10月13日,與錢穆談到此項計劃,擬以畢生心力完成這部書。錢穆極力讚許。是日晚餐後於野外散步,錢穆謂之曰:

近人求學多想走捷徑,成大名。結果名是成了,學問卻談不上。比如五四運動時代的學生,現在都已成名,但問學術,有誰成熟了!第二批,清華研究院的學生,當日有名師指導,成績很好,但三十幾歲都當了教授,生活一舒適,就完了,怎樣能談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書,這才切實,可以不朽。

又一次晚飯後,與錢穆在前庭步月,談到中國學人讀書之不易,錢穆曰:

中國讀書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飯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東也拉,西也扯,讓你不能坐下來好好安心讀書!

其時,《國史大綱》出版未久,錢穆在學術界、社會上,名氣日盛,邀請講學的很多,又要常常到重慶,開會講演,浪費不少精力與時間,故而有此感慨。複告誡耕望說:

你將來必然要成名,隻是時間問題;希望你成名後,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頭苦學,遲些成名最好!

最後一番話對耕望影響極大。蓋自念農家子弟,安徽教育又遠較蘇、浙兩省落後。自覺天分有限,雖意誌堅定,也有幾分自信,卻絕不至狂妄到能有極高的自許。以錢穆的橫溢天才,而曆教南北各大中小學,閱人無數,在學界有崇高地位,竟對自己屢致讚許,認為極有前途,自然信心大增,能更堅定不移向前奮發。

是年,耕望另有大學四年級舊稿《中國軍事地理形勢之今昔》刊於《聯校》第二卷第二期。

〇民國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二十七歲

春,複就《秦漢地方行政製度》正文改訂一過,並增加“任遷途徑”與“籍貫限製”等章。全書至此告成,計正文二十餘萬字。

附錄《兩漢太守刺史表》亦近二十萬字,分“西漢郡國守相表”、“東漢郡國守相表”和“兩漢司隸刺史表”三卷。

夏,齊魯大學易長。新任校長與董事會不和,人事糾紛波及國學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協助研究所的經費大削,勢必裁員。

錢穆以為都是自己學生,不欲顯得厚此薄彼,遂辭職改任華西大學教職,率領諸生到華大後園一幢洋房聚居,各就職業。耕望、錢樹棠和吳佩蘭三人轉入四川大學研究所繼續學業。

9月,《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發表於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三卷。

4日,與錢樹棠遷寓川大宿舍,雖房舍古舊,也還寬鬆舒適。

惟搬遷途中,失落高小時代長兄嚴德明所贈商務版中國地圖一冊,深以為憾。

不久,錢穆囑耕望到華西大學講授一班“中國通史”。耕望本不想教書,但念錢穆既好意有此安排,對自己亦有擴大學術基礎的好處,所以到華大兼課,並遷住錢穆寓所。同時聚居者有李定一等七八人,錢樹棠、吳佩蘭亦常來盤桓。

其時,嚴父裕榮公已年近八十,嚴母亦屆古稀。長兄德明屢次來信催促,希望耕望早日回家省親。

11月15日,又得長兄來信,囑耕望翌年定要回家覲省。

不數日,耕望又接高中曆史老師李則綱(時任安徽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曆史係主任)信,雲安徽師範專科學校已升格為安徽學院,曆史係仍由其主持,希耕望回鄉任教,旅費由學校彙付。適會友朋中有喪親者,耕望聞之心中警惕,因思雙親年高,亟當省侍,與其在外教書,不如回鄉,遂決計翌年東歸。既已有此決定,遂作一切準備,一方麵分批郵寄書物,一方麵搜集到校上課之教材。

〇民國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二十八歲

4月13日,耕望拜別錢穆,首途至重慶。師生三年日夕相處,一直很融洽,隻有一次錢穆命耕望與錢樹棠做一件事,兩人遲疑未即應命。事後耕望很後悔,次日吳佩蘭告訴耕望、樹棠,昨日之事,先生很生氣。耕望約樹棠向錢穆請罪,樹棠不敢去,耕望曰,自己老師,無論如何都不能不去。見麵時,錢穆還起立相迎,笑容滿麵。耕望和錢樹棠深表悔意,錢穆曰:

我平日自知脾氣很壞,昨日不願當麵嗬責,恐氣勢太盛,使你們精神感到壓迫,傷了你們銳氣。但昨日之事實不可諒。你們努力為學,平日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們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僅在讀書,為人更重要,應該分些精神、時間,留意人事。為人總要熱情,勇於助人,不可專為自己著想!

耕望到重慶後不數日,中原戰事複起,襄陽老河口歸路斷絕,返鄉省親之計劃遂不果行。

5月3日,得錢穆信,望耕望仍回成都。其時國立編譯館在北碚,耕望熟人較多,因想暫留重慶,以能進編譯館為上佳,乃向錢穆說明此意。

不數日,錢穆來信,仍盼耕望能回成都,但附一封致編譯館館長陳可忠的介紹信。乃持信至北碚,值館長病假,友人李符桐告訴耕望,人文組主任鄭某心地仄狹,非中央大學出身者,甚難被錄用,且其人對錢穆亦頗存忌心。其時,顧頡剛在北碚主持《文史雜誌》社和《中國史地圖表》社,耕望以此情相告。顧亦雲,彼時進編譯館誠不易,但錢穆既已寫信介紹,不妨一試。然耕望念及錢穆信中情辭懇切,至有“倘能予一位置,感同身受”之語,恐一旦遭拒,將大失老師顏麵,故決然作罷。

顧頡剛複建議耕望到中央政治學校,以發揮政治製度研究之專長,錢穆亦有此意。耕望顧慮學校之政治色彩而甚為遲疑。

17日,耕望遵顧頡剛囑,為中華史學會標點《後漢書》。

24日,耕望自國立編譯館宿舍遷出,暫居《中國史地圖表》社宿舍。

不久,顧頡剛複命耕望至北碚修誌委員會工作。該委員會隻兩名工作人員,傅振倫為主任,耕望為編輯員兼打雜。研究工作無法展開,自謂此為其平生最不得意之時期。

7月5日,得錢穆信,謂《秦漢地方行政製度》稿可能有出版機會,又雲:

近又細閱一過,較三年前初稿進步極遠,盼能堅持意誌,潛心孟晉,勿負私願!

8月,耕望得識《史地圖表》社工作員段畹蘭。段女士成都人,中央大學曆史係畢業,兩人相識而相戀。

9月26日,顧頡剛為耕望批《秦漢地方行政製度》稿。

10月5日,顧頡剛看耕望《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序,略改。

在渝期間,耕望曾聽顧頡剛自我評論,深悔年輕時名氣弄得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對於史學並無多大貢獻,隻孟薑女研究真正有點成就而已。耕望以為此實肺腑之言,惟不免過分謙虛耳。

耕望作《北碚自然地理概述》,收入《嘉陵江日報·北碚小誌》第三、四期。

顧頡剛至成都,欲將齊魯研究所史學部遷到北碚。耕望奉其命至北溫泉縉雲山石華寺看擬議中之所址,於11月17日以書信向顧報告:

頡剛吾師函丈:

一別數日,不識師座何日安抵蓉城,深為縈念。上星期日(十二號)天氣尚佳,生遵囑赴縉雲山看太虛作介之所址,值金北溟先生作溫泉遊,乃詢山僧,自至石華寺一看。寺在縉雲山西側,由縉雲寺右行二三百步,下一小嶺坡,又裏許即至。地極幽靜,惟一老僧住守,因述來意,請彼領導參觀。

太虛所言房屋並非僧舍,而為寺側之另一棟新宇,情形略與縉雲寺之漢藏教理院址相似,樓上樓下共二十四間,前曾為三峽實驗區訓練所(看門牌所知),垣外篁篠翳翳,有石筍圍大數十丈,高數百尺,乳峰聳立,苔蘚蔥蘢,饒有佳趣。寺右五峰攢聚,若指掌,若筆架,蒼翠秀發,穎霧淩雲,猝矚之令人悠然遐想,有世外之思。以生觀之,縉雲諸峰當以此為最峭秀。寺距澄江鎮十一二裏,登樓放眼,回巒攝合,一麵壑開,澄境河埠盡入眼簾。故就環境而論,縉雲寺亦且不及,賴院更不足與論(生在賴院兩年,覺其惟一缺點即無山水之樂);就屋宇而論,棟瓦尚新,光線亦佳,飲水無問題,距市亦不算太遠。而測老僧口氣,極欲出租,則房價必不太高。以生愚見,若無其他意外特殊之原因(房屋如此好而無人住,是以疑有他故,或者地太僻靜歟),以作研所所址實極理想;畹蘭同遊,亦有此感。蓋來此讀書不啻世外,可以頤神,可以深思也。生等此遊觀感略陳如此,一切俟吾師回碚親察為幸。日來料甚匆忙,不識已與錢先生晤談否?便中請將生擬回研所讀書之意相告為禱。又前承師座雅意,擬請中國出版公司印行拙作《兩漢地方行政製度》,刻已與湯校長商談可以補助印刷費否?時序初冬,氣候不爽,諸希珍攝。

餘容後陳。專此,敬請道安。

師母統此致候。

學生耕望謹上十一月十七日。

28日,顧頡剛覆信耕望:

耕望學兄足下:

接誦來書,藉稔石華寺風物之美,至為歡忭,未識房金究需幾何,有法一詢否?此間研究所事,因剛初到,交際太多,迄未擬出預算,開會商定一切。然美金賣出權在外人,彼輩至今猶定百二十換,則一所兩設,其事自難或將中國出版公司之編譯所設於彼處,而整理《廿四史》事亦占一二室,然荒僻之區總須人多方膽大,不知能湊滿二十人否?賓四先生已晤數次,渠胃病猶未愈,飯食稀少,衰態頓增。寅恪先生之眼亦有轉盲之慮。抗戰期中學人之損失大矣。華大哲史研究室名存實亡,黃少荃女士已返江安矣。畹蘭所作傳記已竣事否?念念。《北碚誌》推進至何程度?並在念中。別成都兩年半,重遊舊地,觸目新奇,雖飛機翔集頭頂,而大家依然度戰前之安適生活,其氣度真不可及也。剛來後住魯齋,雖湫隘而方便。前研究所中同人尚未多晤。匆匆,即祝撰祺。

維華先生前問好。畹蘭前問好。

顧頡剛敬啟十一月廿八日。

錢穆將《秦漢地方行政製度》稿送至商務印書館,時後方物資匱乏,經濟困難,是書篇幅又大,故商務不願印,免致虧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