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竟的誌業
1996年10月，嚴耕望因突發腦溢血在台北病逝，他生前好友經濟學家邢慕寰挽詩雲“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斷稿中”。
的確，嚴耕望的晚年歲月正是和《唐代交通圖考》這部兩百萬字的未竟稿緊緊聯係在一起的。直到逝世前一星期，還在為該書第六卷的殺青做著最後的努力，可謂生命不息筆耕不輟。據嚴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憶，從1947年動手搜錄材料到1984年第五卷增改完畢，他為這部書傾注了三十七年的心力，加上生前最後的十二年，幾乎是半個世紀的勞作。期間，參閱傳統文獻、考古資料及中外論著600餘種，抄錄卡片資料積十萬件。嚴耕望曾對學生講，其地方行政製度史方麵的著作隻要肯花時間，肯用心思，肯用笨辦法，不取巧，不貪快，任何中人之資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內都寫得出來，至於《唐代交通圖考》則為其畢生功力之所萃，考證之曲折，難度之高，放眼當代學者，有此功力而又肯為此細密煩瑣之研究者，僅陳垣先生一人而已。懷著這樣一種責無旁貸的學術使命感，嚴耕望毅然擱置了材料業已就緒的《隋唐地方行政製度》，以殉道的精神，窮半生之力投入《唐代交通圖考》的撰述，死而後已。正如嚴先生的同門餘英時所言：“像這樣的大計劃，在西方或日本都隻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學術史研究者很難評價嚴耕望當年的決定，雖然從結果看，《中古地方行政製度》和《唐代交通圖考》同時成為了無可接續的斷編，嚴先生當年放棄了一條幾乎可以兩者兼得的途徑，似乎與他一向標舉的“科學工作者”的計劃風範略相背馳。但在一個“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真正達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學人而言，“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即以學問的追求為人生的最後目的，而不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二、院士級講師
嚴耕望年輕時自認為並非天資很高的人，但他的老師錢穆卻認為一個學者能否做出第一流的成績“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誌，與天資無大關係”，進而以為“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綜觀嚴耕望一生在漢唐政治製度及曆史人文地理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得不佩服錢穆的遠見卓識。嚴耕望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座右銘，並認為“後六個字極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也不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成就。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據當年的學生回憶，中大當時給高級講師職的舉家旅費是坐飛機的標準，而嚴先生一家則改乘輪船抵港，節省下來的錢用以貼補家用。事實上，來港前嚴耕望的生活環境相當窘迫，一家五口每餐隻一兩碗蔬菜佐膳。去看來台講學的錢穆時，亦總是衣衫簡陋，所穿之鞋多是木屐。當時，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灣好幾倍，然而嚴耕望之赴港更多是出於對老師錢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淘金”。在港期間，為了專心於《唐代交通圖考》和《國史人文地理》的著述，他一如既往地堅持史語所時期的“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稿費，理由是花費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有講座教授一席空缺（按：香港的大學采用英國製度，每一係隻一位“講座教授”，且為終身製，其餘全部為講師），當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嚴耕望眾望所歸，然而由於講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頗具“殺傷力”，故而這一在尋常人看來能名利雙收的位置最終被嚴耕望婉言謝絕。是年端午，在台北的錢穆致信嚴耕望時感歎：“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惟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歎。”直到六十五歲退休，嚴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都隻是一個高級講師。這在當年中研院赴港任教的學人中，怕也是絕無僅有。餘英時說，嚴先生在名利麵前的“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舍，恰好互為表裏，剛柔相濟。這或許就是錢穆認為聰明人最缺乏的“毅力與傻氣”吧。
三、大家寫小書
“嚴耕望”這個名字真正為大陸讀書界所熟知，緣於一本叫《治史三書》的小書。該書以平實質樸的口吻、溫暖人心的筆觸，講述了自己求學治史的曆程，分享了畢生讀史閱世的經驗。內中所談在在皆是切身的甘苦，獨到的心得，沒有裝腔作勢故作大言的矯情，充滿現身說法度人金針的懇切。其初衷雖為予青年史學工作者以方法途徑上的指示，實際也是嚴氏對其畢生史學實踐及由此明確的史學旨趣、史學方法的一次集大成的總結，堪稱一部“嚴學小辭典”。自出版以來，即成為兩岸三地高校曆史專業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讀參考書。非曆史專業的讀者，亦能通過這本切實周到、深入淺出的小書，領略曆史學的魅力與挑戰。
1980年秋，嚴耕望把他的《治史經驗談》書稿交給自己曾指導過的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王壽南，問他可不可以納入台灣商務印書館的《岫廬文庫》出版。其時，王正擔任該文庫主編，知道這是老師的治史心得，對年輕人極有助益，當即欣然接受。次年四月，《治史經驗談》出版問世，深獲史學界的重視，好評如潮。一天，一位朋友問王壽南：“嚴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學術地位崇高，你把他的《治史經驗談》放進《岫廬文庫》這種四十開的口袋書，豈不太委屈嚴先生了嗎？”王聽後為之愕然。不久，他在去看望嚴先生時表示歉意：“我完全沒有想到老師的身份和地位，您的著作不該放在《岫廬文庫》，應該出大開本的，我當時隻覺得《岫廬文庫》會因為有老師的大著而增光。”嚴先生望著學生搖頭道：“是我自己要求納進《岫廬文庫》的，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岫廬文庫》是小本子的書，書價又便宜，這種書最適合學生，《治史經驗談》是我寫給年輕朋友的，當然要他們歡喜的式樣。書價便宜，我的版稅自然少，但學生們買得起，我年輕的時候是窮學生，知道學生想買書又嫌貴的心理，所以，我把《治史經驗談》放進《岫廬文庫》是有我的想法的。”到了1984年，嚴耕望把《治史經驗談》的續編《治史答問》交給王壽南，囑其仍置於《岫廬文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