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相關官員的普遍性腐敗。海外貿易帶來部分地區的經濟繁榮，但權力結構沒有改變，所以明代海外貿易繁榮之時，就是朱舜水說的“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朱舜水集》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轉引自《明代海外貿易製度》，第五三〇頁）之時。明武宗即位後，劉謹等宦官把持朝政。一些宦官等以皇帝特使身份蒞臨地方的市舶太監，掌管朝貢貿易，權力極大。弘治年間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操控對外貿易二十餘年，經常違禁通番、敲詐番商、貪汙受賄、強征暴斂、誣陷忠良，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舶秩序，而且禁錮了私人海上貿易，鉗製了廣東海外貿易的發展。皇權專製下的腐敗固然也有“積極”意義：在朝貢貿易向商舶貿易轉換的過程中，弱化朝貢貿易的力量，“一方麵來自被視為非法的商舶貿易蓬勃興起的挑戰，另一方麵來自統治集團本身的自挖牆腳。這些自挖牆腳者，主角就包括掌管海外貿易的韋眷等一類市舶宦官。他們為皇帝和一己私利，幹起違反製度的勾當，朝貢貿易製度很大程度上就毀在他們手上。實際上也隻有他們才有那麼大的能耐和直接的權力，去毀壞本來維護他們利益的製度”（《明代海外貿易製度》，第二一六頁）。不過顯然，專製環境中的腐敗可以為民間經濟行為提供一定的縫隙，卻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能夠毀壞朝貢貿易的權錢交易，當然也會嚴重破壞正常的貿易行為。
其二是商人觀念的嚴重滯後。本來，一個“原則上自主的”、與其他社會領域相互作用的“經濟領域”是現代性的成就，明代的海外貿易沒有走出傳統之外，當然也就不可能為經濟行為贏得獨立的社會價值。在《古代文明的農業社會學》中，韋伯指出古代的那種資本主義並非以商業為中心，統治階層是以鄙視和眼光來看待商業的。餘英時在研究明清商人倫理時，以“四民異業而同道”、“良賈何負閎儒”、“賈何後於士”等觀念和行為說明明清商人心理與社會結構所發生的變化。他進而認為：“16世紀以後的商人確已逐步發展了一個相對‘自足’的世界。這個世界立足於市場經濟，但不斷向其他領域擴張，包括社會、政治與文化；而且在擴張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其他領域的麵貌。改變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會與文化。”（餘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之表現》，《現代儒學論》，第七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商人社會”似已成形，敵視商業的觀念也有改變，但就商人社會對其他領域的影響力而言，還不能與有著數千年傳統和威臨天下的皇權相比，整個社會生活中彌漫的還是傳統的“官本位”。明末《士商要覽》卷三《買賣機關》中有一條是“是官當敬”，其下注雲：“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製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侮慢。苟或觸犯，雖不能榮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撻，又將何以洗恥哉！凡見官長，須起立引避，蓋嚐以卑為降，實吾民之職分也。”在引了這段話後，餘英時感歎地說：“試看專製的官僚係統有如天羅地網，豈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良賈’固然不負於‘閎儒’，但在官僚體製麵前，卻是一籌莫展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第二六二頁）李慶新指出，海外貿易帶來的新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也是區域性的和有限製的。主張開海貿易的人，其目的也無非是增加官府的財政收入，而“發財之後的商人一般也不安分於商人地位，總想成為地主，把資本投向土地；或追求官爵，成為紳士或教育子弟、族人，通過科舉獲得功名。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體是商人階層比較常見的歸宿”（《明代海外貿易製度》，第五二四頁）。更重要的是，政府對商民在海外的活動不是支持而是武力打壓，內不能成為擁有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階級，外不能與西方商人競爭。商業既無獨立價值，則商人要證實自己的社會身份就需要“炫耀性消費”。消費當然可以促進生產，但在生產和消費都沒有被組織進一個良性循環的經濟體係時，大量的消費隻會浪費社會財富。“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也是一把雙刃劍，過度的或畸形的消費不僅僅浪費資源，而且敗壞社會風氣，造成道德倫理的紊亂與失範，社會秩序的混亂與運行機製的失衡，腐朽僵化的上層建築無法形成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規範和約束機製，社會失去上進方向，財富耗盡的國家最終走向衰落。”（《明代海外貿易製度》，第五二八頁）
韋伯認為，“理性資本主義”的關鍵行動者是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這一類型的企業預設了自由勞動力、理性的勞動分工和固定資本的存在，也預設了成熟的貨幣和資本市場、通過股份向公司投資的可能性，以及由國家運營的理性的貨幣體係的存在。明代沒有這些條件，所以海外貿易最終沒能像近代西方那樣引導社會結構變遷，促進資本主義成長。而且即使是地方主導，也如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中所指出的，由於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鬥爭、實質上的包稅製、官員與地方生活分割等問題，使得中國的帝國體製效率低下，正式的行政管製力量難以到達基層社會，不利於形成國內統一的經濟製度與市場體係。這一切都恰如顧準所說：“阻礙資本主義的，不是封建主義。真正的封建主義是萎弱無力到不足以阻止資本主義的生長的（歐洲、日本），它不過多少起一些絆腳索作用，即其分散落後的性質和資本主義的集中的要求有矛盾而已。真正足以阻止資本主義生長的是專製主義。”（《顧準筆記》，第二七頁）
史學是對既往的研究，但它指向現實和未來。生氣勃勃的明代海外貿易沒有能生長出“理性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興盛的“儒教資本主義”也還不是韋伯所說的理性資本主義。
二十世紀末，一度被用來反證韋伯的“工業東亞”遭遇了金融危機，暴露了一些國家經濟增長與社會結構的不協調。聯係到此前出現的墨西哥—拉美金融危機，這些現象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奇跡因為沒有合理的社會政治製度的支撐而麵臨嚴峻挑戰。反思“美洲獅”和“東亞龍”那種摒棄社會改革或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發展方式，我們也許會更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需要公民社會、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配合。沒有公民參與、社會公正和人權保障，不但現代化進程會出現波折，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健康有序地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工業東亞”是對韋伯的反證。
也是在二十世紀末，儒家文化發祥地的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舉世矚目，但發展過程並非一片光明。“經濟改革優先、政治和政府改革滯後”的漸進改革被機械執行，未能推進政治改革以建立與世界相適應的治理規範，客觀上為權力與利益的非法結合和權貴資本的急劇膨脹提供了環境條件：一些官員利用兩種體製和製度並存帶來的漏洞和差價，濫用權力侵吞底層民眾利益和國有資產；一些企業和企業家也沒有丟失棄“是官當敬”的傳統，習慣於接近、借助、依賴、利用權力從事經濟行為，尋租與設租、行賄與受賄幾成社會常態。與此同時，“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策略被片麵理解，公民權利無由落實，社會資本和社會財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裏，而一些普通民眾既喪失了舊體製下的權利又不能分享新體製的應有權利，貧富分化越來越突出並日益惡化。總之，在對經濟總量和發展效率的熱情追求中，權力較少受到約束和監督，正義較少受到尊重，發展經濟的硬道理擠壓，甚至取消了其他的硬道理。如果說韋伯的政治資本主義思想與現代經濟學的尋租概念存在著相似點的話，那麼當代中國的發展也尚未徹底擺脫傳統式的權力桎梏。當然，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的二元對立是西方現代性的特點，中國不可能，也不應當完全模仿西方，但從明代到今天的發展證明，沒有政治民主的“權貴資本主義”絕不是中國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也絕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理想目標。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兼顧公平”開始具有實質性內容，一係列社會政策都把民生問題放在重要地位。這表明，在經曆了經濟高速增長、公正一度缺失的發展期之後，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明代海外貿易製度》一書並認真反思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也是有重要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