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與個人不可分。所謂從個人看曆史，不過是曆史多元性的表現。如果以為汪康年的失望隻是反映其視野的局限，那顯然又忽略了個人經驗中所包含的曆史預見性。僅僅四年後，汪康年不願看到的革命就取代了“新政”。理性的、民主的改革在當時的中國行不通，僵化的集權體製無法實現自我調校。革命會造成劇烈破壞，沒有多少人願意流血，但現實又往往事與願違。體現汪康年觀點的《論革命駁義》一文說：“今世丁此過渡時代，無論何事均危險之事，無論何人均危險之人。革命險矣，保皇何曾不險！”（第二九一頁）維新與革命之所以都具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情，是因為以中國問題之複雜多樣，無論是維新還是革命，都不能打包票說一定成功，更不能自信一定使中國新生。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在和平的方式無法奏效之後被逼上梁山的。所謂“複雜多樣”，不隻是指千頭萬緒矛盾叢結，更是指社會人心的非常態、非理性性質，以及動機和後果之間的吊詭。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期間，汪康年在浙江保路運動中與浙紳嚴重對立。過程非常複雜，要之，汪康年等人持理性的民族主義和經濟上的開放態度，考慮的是政府應怎樣才能有效地進行國際交往；而浙紳則純從民族主義和地方利益出發，“說蠻話為種種挾製之計”，隻想收回路權，不願深思具體廢約步驟。從道理上說，獲勝的應當是汪康年一邊，“但汪康年的循規蹈矩隻適合製度完備、秩序井然的社會。而當時的中國，中央權力式微，地方勢力大增，外國虎視眈眈，各種力量膠著鬥爭，正處在舊秩序遭到衝擊，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亂時期，任何‘度量衡’都毫無意義。蘇杭甬草約本是以英國強權為背景簽訂的，不存在什麼可以遵守的國際平等交涉原則。所以，在國人的強烈抗議下，是可能迫使英國讓步；而權威日衰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勢力的逼迫下，也有可能讓步。事實確實如此”（第三三九頁）。在汪康年看來，如此不適應現代國際交往準則、如此低素質的士紳卻能笑到最後，改革焉能成功？他有理由放棄直接的政治行動。但另一方麵，這件事也表明汪康年並不真正了解他曾經以為熟悉的國情，他已無法對“不合理”的現實政治作出有效判斷。先驅者終至成為邊緣人和遊離者，不完全是客觀的形格勢禁，也是其思想能力和知識視界的合理結果。我們不可能離開個人視點來理解個人的命運。
無疑，即使像汪康年這樣活躍於時代潮流之中的個人，也不能要求他能認清時勢掌握全局，但社會變動是由無數個人推動的，曆史的複雜性正應落實到無數個人的判斷與選擇之中。所以，麵對曆史的變局，汪康年是如何審時度勢，如何進行自我認識之類的問題就是汪康年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假如他沒有留下這方麵的文字的話，我們期待傳記作者調動其合理的想象力，把這個具體的、真實的人物的心理刻畫出來。重要的不隻是他的公開言論，還有他心理的、情緒的甚至無意識的層麵。廖著基於嚴格的史學規範，多以研究者的視角用客觀材料予以介紹評論，較少深入其內心世界作設身處地的情感性了解，以至於讀完全書，我們對作為公共人物的汪康年有完整的認識，而對這個複雜豐富的個人卻總有隔膜之感。自然，汪康年不是一個有特別創見的思想家，但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不會沒有自省和反思。因為無法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於任何一種政治集團和社會權勢，汪康年隻得從社會活動家變成了單純的言論家；從積極的建設者變成隻有在他人行動之後才有發言權的人。這一轉變有其內在根據，但肯定充滿緊張和焦慮。後於汪康年的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章太炎、熊十力等等，其文化思想就都包含了革命時期的曆險和經驗。如果可以用上下求索而一無可為來概括汪康年的一生，那麼，當汪康年從傳統禮教中發掘重建民族精神的資源，成為現代第一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之後，如此深創的幻滅感在多大程度上結晶為他的文化思想，就是我們很想知道的。廖著提供的，基本上是其理性層麵的議論和見解，個人化的東西太少。這也許因為汪康年後期的心思“無跡可求”，以至一個世紀之後，廖著竭盡所能之後，也隻能重建其思想而難以刻畫其人。
這一點再度提醒我們，對於距離現在並不遙遠的近代人物中的相當一部分，我們實在是知之甚少。如此，則上麵對廖著的評論或過於苛刻。客觀地說，在史料許可的前提下，廖著差不多已經做了一名史家所能的最大努力，理應得到充分肯定，值得我們認真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