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物春秋(1 / 3)

劉玉平和他的洋古董銀器

我雖與劉玉平交往多年,但從不知他有收藏洋古董銀器的愛好。直到去年9月初,他從新加坡世界郵展回來,我去采訪他,看到了他辦公室桌子上、書櫃中一件又一件的銀器。我正納悶是不是走錯了門,誤入銀器收藏博物館呢,劉玉平的一句話更令我吃驚不小。他將一本書名為《洋古董銀器》的書遞給我,說:“印了3000冊,這是最後一本了。”看到我困惑的眼神,劉玉平如實稟告:“我收藏洋古董銀器有三四年時間了”。

“浩浩寰宇,漫漫歲月,當人類第一次發現大自然造化出的潔白銀粒時,它像一顆明亮的流星劃過天穹。”和我聊起銀器,劉玉平來了激情。“很難想像,一雙靈巧的手最初是如何將銀粒撚成薄片,繼而將其製成銀光閃閃的器皿的。”劉玉平告訴我,公元前4000年,在幼發拉底和底格裏斯兩河滋潤的沃地——美索不達米亞,產生了第一件手工製作的銀器。銀器的產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明顯的影響,它既體現了人類財富保存、觀賞、陳列、生活實用等多重價值,同時又成為賦稅、獎勵、貢奉、贈送、施舍、懸賞的實現方式,甚至成為爭奪、搶掠、賄賂、賭博的對象。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乃至軍事活動,都因它而變得豐富多彩。

“你知道嗎?銀器還與貨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呢。”從劉玉平的介紹中我了解到,早期,英國將銀器與貨幣等同起來,當戰爭降臨時,將銀器熔化成銀幣,用以支付戰爭費用;當和平到來時,又將銀幣製成銀器,用以人們的日常生活。劉玉平從銀器的產生、銀器的種類、銀器的製作與工藝、銀器的特征等一直說到銀器的收藏。說起銀器收藏,劉玉平更是如數家珍:“數千年來,各國的能工巧匠大顯身手,製作生產出多姿多彩的銀器,並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和流派。其實,早在公元5世紀前後,就曾有西方銀器傳入中國。到了清代中後期,隨著列強的入侵,西方銀器以正常與特殊的方式更多地來到中國宮廷和民間”。2000年,劉玉平從天津收集到了他銀器收藏曆史上的第一件銀器,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至今已經收藏了近千件銀器,其中不乏珍品,有的銀器還在中央電視台《鑒寶》節目中亮相。“你都可以開一個銀器收藏博物館了”,我說。“我正有此意。”劉玉平說。

收藏銀器意義何在?我問。劉玉平笑而不答,他翻開《洋古董銀器》一書,指著序言中的一段文字說:“上海集郵家唐無忌回答了你的這個問題”。這段文字是這樣寫的:“西方藝術品與中國藝術品一樣,都是人類聰明才智的結晶,它們有著引人入勝的外觀、優良的材質、高超的技藝、精美的造型、深邃的內涵。收集西方藝術品同樣是一種妙不可言的享受,當你收集到一件喜愛的西方藝術品後,你會深深沉浸在那浪漫而歡愉的氣氛之中。”

臨別的時候劉玉平向我透露,他正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編組一部專題郵集,題目就叫《銀器》,這也是他作為全國集郵聯展外部部長的一個心願吧。

(《中國集郵報》2005年3月4日第8版)

許孔讓再度呼籲設立“中國集郵日”

“集郵日是集郵者自己的節日,是一個國家集郵普及與發展水平的衡量標誌之一。作為一名集郵60年的老集郵者,我希望‘中國集郵日’的設立能夠早日實現。”這是全國集郵聯副會長許孔讓2002年3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發出的肺腑之聲。轉眼三年時間過去了,許老呼籲設立的“中國集郵日”進展如何呢?日前,在北京一次集郵活動上,本報記者就此問題再次采訪了許老。

許老告訴記者,自從他和錢敏、趙人龍等集郵家發出設立“中國集郵日”的呼籲後,得到有關部門及集郵者的積極響應,在很多基層集郵活動上已紛紛設立了集郵日或集郵節。實踐證明,這些集郵日或集郵節的設立對推動集郵活動的開展起到了很好的號召作用。許老坦言,目前設立“中國集郵日”的條件或許還不太成熟,但這是有關部門和集郵者為之努力的方向。

許老喜歡收集法國郵票,對法國集郵日、集郵節係列郵票更是情有獨鍾。他說,法國自1944年起響應萬國郵政聯盟的建議,發行集郵日附捐郵票,每枚郵票的設計都鮮明體現倡導集郵的主題,所附捐的郵資用作支持集郵活動的經費。此係列郵票迄今61年從未間斷,並且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創新,這一做法值得借鑒。他向記者介紹,從1986年開始,法國每年加發一枚同圖異色的小本票;1993年後改為每年發行有附捐和無附捐兩種麵值的郵票;1999年開始加發小型張。自2000年起,沿用56年的集郵日(JOURNEE)改為集郵節(FETE),有關文字說明因而調整。2004年小本票又調整為3種麵值的10枚郵票。

許老指著法國1944年12月10日發行的、圖案是小小郵政創始人L?德維拉耶紋章的首枚法國集郵日郵票,對記者說:“我們這個年紀的集郵者,集郵已經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集郵中來,感受集郵的魅力,而設立‘中國集郵日’是一個好辦法。”

(《中國集郵報》2005年3月22日第1版)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來到山西省太原市,向一位93歲的老人獻上了鮮花。這位老人的名字叫張述——

在中國解放區郵票發行曆史上,晉察冀邊區臨時郵政發行的“抗戰軍人”紀念郵票占有獨特的地位,被冠以“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第一套紀念郵票”、“第一套軍人專用郵票”等多項“第一”。而“抗戰軍人”紀念郵票設計者、今年93歲高齡的張述,其經曆也頗具傳奇色彩。2002年3月9日,本報記者專程赴山西太原采訪了張述,意外得知張述記憶中的該票發行時間與現有的史料記載不符。2002年3月12日,本報發表了《9旬張述驚爆“抗戰軍人”郵票內幕》的報道。三年過去了,張述老人的情況如何?本報記者於4月16日再訪張述。

讓記者感到意外和感動的是,當記者來到張述家時,他已在家門口等候多時了。記者代表《中國集郵報》編輯部向張述獻上了一個花籃。他欣然接受並表示感謝,說通過《中國集郵報》的報道有那麼多的集郵者關心他,感到很高興。記者詢問張述身體好不好,張述回答說:“身體很好,耳雖有點聾,但眼還不花,每天都到戶外活動。”身著老式衣裝的張述看上去精神矍鑠,如果不是記者早已知道他的年齡,真看不出他已經93歲了。張述和記者聊起了養生之道,他說很多人都問他怎樣長壽,他的建議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張述告訴記者,他每天除了到戶外散步外,業餘時間就是讀書,什麼書都讀。張述說,讀書的好處對老人而言增長知識是次要的,主要是為了讓頭腦得到鍛煉。

記者將話題轉到了“抗戰軍人”紀念郵票上,感謝他設計了“抗戰軍人”紀念郵票,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張述也再次將記者帶回到那烽火連天的歲月。他回憶: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後,八路軍即進入華北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同年10月,八路軍115師開創了晉察冀邊區。為了使晉察冀邊區和其他解放區取得聯係,互通情況,於是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臨時郵政並決定發行郵票。郵票的設計任務落在了時任交通科科員的張述頭上。張述說,“抗戰軍人”郵票他一共設計了三稿,第一稿是站姿軍人,第二稿是臥姿軍人,第三稿是跑步軍人,前兩稿他都不滿意,最後采用了第三稿——跑步軍人。而郵票之所以這樣設計主要想反映遊擊戰爭,郵票圖案選擇一個遊擊隊員持槍跑步的姿勢是與這一主題相吻合的。

張述從一堆書中翻出了他2002年4月7日寫給河北阜平縣王林口鄉西莊村民委員會的信和2002年4月15日西莊村民委員會的回信,說:“關於‘抗戰軍人’紀念郵票的發行時間,有的集郵者認為我的記憶有誤,但我今天還認為‘抗戰軍人’郵票不是發行於1938年8月26日,而應是1939年3月至5月間。”張述的依據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我來到設在阜平縣王林口鄉西莊村的‘抗校’學習,直到1938年底才畢業。因此,不可能在這個時期設計郵票。”說罷,張述又向記者展示了他回憶整理的大事年表,上麵清晰地顯示了他的履曆。

張述在回憶中再次提到“抗戰軍人”郵票最初曾有麵值,後來定稿時被修掉了。張述強調,他對“抗戰軍人”郵票的說法並非“語出驚人”,而是記憶使然。有的集郵者出於關心他的目的而勸說他放棄自己的觀點,對此,張述感到很鬱悶。

一個多小時的采訪,記者看到張述似乎絲毫沒有倦意。張述執意將記者送到大院門口,才轉身回去。在回京的路上,記者無語,車窗外的一座座高山也無語,但不知為什麼,郵票上的“抗戰軍人”總是浮現在記者眼前,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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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軍人”紀念郵票:1938年8月26日,為優待抗日戰士通信,晉察冀邊區臨時郵政印製了1套1枚不標麵值的大型紀念郵票,交邊區政府免費發給抗戰軍人使用。該票由張述設計,在五台縣射虎川晉察冀日報社平版石印。發行量3萬枚。1938年12月底停用。(《中國郵票史》第5卷)

(《中國集郵報》2005年5月10日第1版)

蔡正鈞:一分差距 百分努力

在4月24日落幕的澳大利亞世界郵展上,北京集郵家蔡正鈞的《中華民國第一套印花稅票“長城圖”(1913-1928)》稅票類郵集一舉奪得金獎,成為我國在世界郵展上獲得稅票類郵集金獎的第一人。

“這一分我終於拿到了!”6月10日,蔡正鈞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依然是激動不已。他告訴記者,他的稅票類郵集在國際郵展和世界郵展上多次獲得大鍍金獎,被集郵者戲稱為“大鍍金獎專業戶”,特別是在去年舉辦的新加坡世界郵展上,他的稅票類郵集又獲得大鍍金獎,得分為89分,距離金獎隻差一分。

“為了彌補這一分的差距,我付出了百分的努力。”蔡正鈞坦言。此次參加澳大利亞世界郵展,他進行了精心的準備,一是重新修訂了郵集的前言頁,展示了一張1913年報紙。二是又投入大量的資金,購進珍罕票品,置換了郵集中10%的素材。蔡正鈞手持郵集前言頁對記者說:“你別小瞧這張已經發黃的報紙,雖然報紙當年是免費送給讀者的,但90多年後我卻是花了大把的銀子才收集到。這張報紙對中華民國第一套印花稅票‘長城圖’的發行進行了全麵的報道,等於替我寫了一個郵集前言呢。”

“您獲得了稅票類郵集的金獎,是不是標誌著我國稅票類郵集已經到了頂峰,還有沒有發展空間呢?”記者問。蔡正鈞回答說:“雖然我國稅票的發行年代與世界其他國家稅票的發行年代相比較近,從重要性來說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年代並不是判別重要與否的唯一標準。我國稅票的發行背景複雜,珍罕品很多,這就為我國稅票類郵集攀登更高的目標打下了基礎,但金獎絕不是頂峰。”

記者請教蔡正鈞,其郵集獲得高獎的條件是什麼?蔡正鈞說:“我對稅票的收集、研究、編組、展示始於1999年,回首多年的集郵經曆,我認為郵集獲獎除了資金的支持外,有一點需要集郵者特別注意,那就是郵識的擁有。”

今年76歲的蔡正鈞1999年前對稅收、稅史、稅票等可謂一竅不通,是個百分之百的“稅盲”,但他通過多年的努力終於使自己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稅票集郵專家,並擔任中國稅票集郵研究會會長。蔡老並不滿足於眼前的成績,他表示明年還要參加華盛頓世界郵展,向更高的獎項衝擊。

(《中國集郵報》2005年6月14日第1版)

李善一:大使畫家區票設計者

他是一位外交官,曾擔任過駐古巴大使和駐紮伊爾大使;他是一位畫家,美術出版社曾出版過他的畫冊;他是一位區票設計者,曾設計了《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他,就是今年84歲的李善一老人。

6月18日,李老在其寓所欣然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這是山東戰時郵局委托我設計的一枚郵票,當時固然理解到此事的政治意義,但卻沒有想到它的曆史價值和深遠影響。遺憾的是我的畫技太差,又無適當照片,以致沒能把毛主席的像畫得更好些。”這是李老從記者帶去的《中國解放區郵票史》上再次看到他當年設計的《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後,激動地在郵票圖案旁邊題寫的文字,並簽名“李善一六月十七日”。當他看到郵票圖案下邊“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5枚,1945.12發行”的字樣後,又提筆寫道:“‘1945.12發行’的說法不妥,據親自印製這套郵票的(《大眾日報》)石印廠廠長王挺先同誌告我是1945.8.13(發行)。”

李老1921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黃縣(現山東省龍口市),1938年6月畢業於黃縣崇實中學(現山東省龍口市龍口一中),1938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曾任膠東軍區政治部宣教科科長兼《膠東畫報》社社長和主編。記者請李老回憶設計《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的經過,李老說:“1945年春天,宣傳科(後與教育科合並,改為宣教科)的同誌找到我,希望我畫一幅宣傳畫,設計郵票用,我用了一天的時間就完成了任務。不久郵票印出來了,有關部門給了我40元的酬勞,我分給另外一個同誌18元,自己留了22元。記得我和那位同誌用這筆錢各買了一頂蚊帳呢。”

記者請教李老:“關於《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的發行時間,有三種說法。一是這套郵票上印的日期——中華民國34年8月13日,即1945年8月13日(不等記者將另外兩種說法說出,李老就插話說‘完全正確’);二是根據文件認為發行日期是——1945年12月;三是從郵票上沒有注明‘山東戰郵’而推測發行日期是——1946年。您在1980年的回憶文章中說,‘1945年春天著手設計’《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趕在日寇投降之日前’發行,您現在還是這樣認為嗎?”

在得到李老肯定的回答後,記者問李老的根據是什麼?李老坦言:“1987年我與當年曾製版、石印《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紀念》郵票的同誌王挺先、於振東在京相聚,是他們親自告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