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瞪了父女倆一眼，連說：“攆走，攆走！”掉頭進了院裏。齊大爺還在生氣，搖鈴的老頭悄聲說：“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師去年攤上事了。”齊大爺問：“怎麼，吃官司了？”老頭把嘴伸到齊大爺耳邊說：“共產黨。叫韓複榘槍斃了。”
齊大爺伸手抱起玉鳳，踉踉蹌蹌走出學校。玉鳳覺出爹爹渾身發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臉，頭一次發現，爹爹在哭，那麼大的淚珠順著腮幫流下來。玉鳳哇地一聲也嚇哭了。
“別哭，別哭，我的乖孩子。”齊大爺用淚濕的臉貼著玉鳳淚濕的臉說，“咱爺倆一塊過吧，從今後我這脖頸子要低一低，學著忍氣了……”
隊長懷疑地問：“那時候你才四、五歲，怎麼能記得這麼清呢？”
玉鳳說：“我沒記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記得恍恍惚惚。兩年前，我上了識字班，有一回組織秧歌隊要用綢子，我記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塊從地主那裏退押退來的綢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櫃地找弄。找著了綢子，也就找到了拿綢子包著的這個鎖。見著它，勾起我小時候一星半點兒的印象。後來看到上邊刻著我的名，又不姓齊，這才想起我爹領我到濟南學校找姓崔的老師的事。我正在看那個鎖，沒提防我爹從外邊走來了。他一把從我手裏搶過去，臉脹得通紅，我從小長這麼大，沒見他對我這麼生氣過，追著問我瞎翻什麼？看到什麼了？我說我找綢子，無意間看到這麼個稀罕物，看見的就是這把鎖，再也沒見別的。他把綢子扔給我，把鎖揣進了腰裏。”
“那天晚上，我翻來複去睡不著，聽到俺爹在那屋裏也咳嗽歎氣地一宿沒安生。快到天明，我把這些事聯起來，才明白他不是我的親爹，原來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細跟他變心呢！其實，從我記事就是俺爺倆心連心、命連命地過，要我變我也變不了啊！何況那姓崔的爹已經死了！我裝作不知道，從那以後倒是格外地對俺爹更親熱、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幾天，臉上的別扭勁又不見了，俺爺倆又像以前一樣風平浪靜地過日子。從那，我就立了誌願，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裏也不去，一步也不離他。”
隊長問：“那以後你再沒見過這把鎖嗎？”
“沒有，他藏得嚴嚴的不叫我見。可是去年，自衛戰爭打響後不久，有一天他鄭重其事地把這鎖拿出來了。對我說：‘你好好看看它。’我說：‘看過一回來，沒啥看頭。’他說：‘你看仔細吧。以後打起仗來，咱爺倆說不定有走散的一天。萬一走散了，你記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帶著這把鎖，見到這鎖如同見到了我。誰拿著這把鎖你就跟誰走，不是萬分牢靠的人我不會把鎖交給他。’當時我隨口答應著他，心想老人家年紀大了，竟說孩子話，哪會有這一天哩！沒想到這話今天應了。原來他是怕我不肯舍開他參加宣傳隊，使下的一計呢。”
隊長聽罷，安慰玉鳳說，她對老人關心負責是對的，不過齊大爺身強力壯，眼下離開不會影響他生活，日後他身體不行了，組織上會設法幫她盡到自己的義務。
玉鳳成了宣傳隊的正式隊員。宣傳隊多次幫她打聽齊大爺的消息，但因為燕子崖已成了敵後遊擊區，沒打聽到任何結果。
一九四七年，敵人對沂蒙山發動重點進攻後，正常的演出活動不再能進行，宣傳隊分成小組下到部隊去作戰勤工作。
孟良崮戰役的時候，我跟著隊長護送一批傷員從前線下來。戰鬥打得正緊，敵機封鎖著我們通往後方的山路，我們帶著三副擔架，走幾步一隱蔽，前進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來到沂河渡口，用電筒照著一看，那座用木樁和秫秸臨時搭成的橋已被敵機炸斷了。三副擔架上都抬著傷員，不允許有任何冒險的行動，隊長命令在河邊停下來，大家商議個妥善辦法。
有人提議往下遊繞二十裏地，從開闊處蹚過去；有人提議到村裏找人幫著把炸斷的橋修補上，說這樣比繞行二十裏也不費時間；也有人主張先派個會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許能找到一條水淺的路線。正在爭執不下，聽到河水的流動聲有了點異樣，隊長說：“別吱聲，好像有人蹚水過河來了。”
大家聽了聽，確像是蹚水聲，隊長打起電棒朝河裏照去，就聽有人喊道：“關上，關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隊長立刻關上了電棒，在這一瞬間，大家看到一個軍人用手擋著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沒著他的膝蓋。幾個擔架員就跑向河邊，大聲地問：“喂，擔架能過去不？”
沒有回答。隻聽到嘩啦嘩啦蹚水的聲音。隊長招呼我一聲，我們也趕到了河邊上，這時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圍著他的擔架員們追問著：“你倒是說話呀，擔架能過不？”
“也能也不能！”
“這是咋說？”
“有人帶路找淺處走就能，沒人帶路瞎闖就不能！有勁兒把擔架扛在肩上走就能，還掛著拌帶用手抬著就不能！”
那人一邊說一邊撲拉身上的水，聽得出，他冷得牙齒在打戰。
擔架員們議論說：“把擔架扛上肩這好辦，三副擔架的人集中一起，扛過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兒找認識路的人去？”
那人說：“隻要你們能扛起擔架，帶路的人不愁。”
人們說：“哪裏有？”
那人說：“我不就是一個？”
人們問：“你才蹚過來呀！”
那人說：“這才記得準啊！”
人們問：“不影響你的工作嗎？”
那人說：“回頭我快跑幾步就是了，凍成這樣不跑也暖和不過來呀！”
問題就這麼決定了：擔架員集中起來扛起一副擔架，由那人領著過河，隊長和我在這岸照看這兩副擔架，等第一副抬過去後，人們能找著路了，就請那位同誌照看著河那邊的擔架，大家過來再扛這兩副。接著，人們脫了衣服扛起擔架，就隨那人下河了。
三副擔架，往返用了有一個多小時。抬最後一副時，我才和隊長隨著過河。河水又急、又冷，腳下的石頭堅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過胸口，不互相拉緊了，想站穩很不容易。到這時我才體會到，那位同誌一個人能摸黑蹚過河去，得很有點毅力。而蹚過去後又自願地領著我們蹚回來，隨後自己還要蹚第三次，沒有高度的革命責任感是辦不到的。
我們靠近對岸，那個軍人已經迎麵走了過來，大聲問道：“全過來了嗎？那邊還有沒有？”
我們說：“全過來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說著他下了水，一搖一晃地衝著我們走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謝。
“瞎扯瞎扯，八路軍對八路軍還用這一套。”
可是隊長還是奔了過去，打開電筒照著，握起他的手說：“不，同誌，你幫助我們完成了任務，哪能連聲謝謝也不說！”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說，搶過電筒，照到隊長臉上，大聲說：“你不是宣傳隊長嗎？”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舉起電筒，照亮了自己的臉，我們看了一陣，意外地發現軍帽底下竟然是一臉胡子的齊大爺。
隊長問：“大爺，你這是……”
“都當了兵了，還叫啥大爺！我跟你們那天，出來就沒回去，離開你們，我找到了個衛生隊，先是隨著衛生隊的民工抬擔架，隨後幫著夥房做飯，等他們的民工換防了我還沒走，他們才知道我單挑一個，不是民工隊的。他們叫我回家，我說家叫中央軍占了，沒地方回。我拿出區裏發的宣傳員獎章，他們這才留下我，批準我參軍。”
“你怎麼不給玉鳳來封信？”
“我沒參軍前不能寫，怕她知道我還是個老百姓，又找來照顧我。現在就帶個口信吧，我是有組織的人，不用她掛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這幾句話？”
“還有，不過告訴你就得了，用不著跟她說，我被偽滿洲國抓去當勞工時，在勞工隊認識個姓潘的老頭，俺倆在窩棚裏頭挨著頭睡，後來這老潘給折磨的得了重病，臨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說是他的朋友有個孩子在沈陽，在一個老太太家養著。孩子她媽原來和老太太住同院，因為抗日被日本憲兵抓去槍斃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來。孩子他爹在濟南當教員，離不開身，托老潘趁上東北出差的機會把孩子帶回來，可老潘辦完公事沒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勞工。老潘說：‘人家在為中國人民拚命流血，我連這件事都沒辦成，死也閉不上眼。你年輕，要能活著逃出勞工隊，看在共患難的分上，無論如何幫我了卻這份心願。’那年冬天我們奪了看守兵的槍，殺出條血路，逃出了勞工營，我拿著老潘給我的信物，找到了那孩子。可等我帶著孩子奔到濟南，才知道她親爹也革命人，為國犧牲了。這樣，我這個一輩子沒成家的人，從此就有了個家。也才嚐到有個親人的滋味。本打算今生今世爺倆就相幫著活下去，可是你們來了，我犯了猶豫，她是共產黨的後代，我怎能鬧私心把她永遠拘在自己的小門小戶裏，昧為己有呢？從上回你們借她的事，我看出來，善說善勸她不會舍了我走，就想了那麼個主意。我難過是難過，其實這麼一來，把我的手腳也放開了。我年輕時，練拳好武，見不平就打，從不肯吃一口窩囊氣，趕上不順心，打一仗就跑，所以一直沒成過家。自從有了她，我什麼氣都得忍，把我這性子都磨沒了，她一離開我，我可又有了膽氣，國民黨進山，地主反攻倒算這口氣我不能忍，還是參加八路軍為全國人民打個大抱不平吧……”
老人說著笑了。岸上有人喊話，隊長才發現別人都上了岸，我們還站在水裏。
“唉，咱們都瘋魔了！”隊長笑著說：“快！到岸上去說。”
“不行，我耽誤的功夫不少了，還有任務呢！”齊大爺說完，學著當兵的習慣招招手，往河裏走去，又回頭喊道：“不必對玉鳳念叨這些，免得孩子知道了傷心。就說我挺想她，以後有機會就去看她。”說完就向河深處走了去。
我向隊長說：“告訴他，玉鳳都知道了。”
隊長用手捅了一下，小聲說：“不必了，說不定那麼一來他反倒會傷心呢！”他又用電筒照著齊大爺的背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河水聲裏。
此後，我沒再見過齊大爺，並且不久我調出宣傳隊，和玉鳳同誌也分開了。
我問最近去過燕子崖的同誌，可曾聽見齊氏父女的消息，他說沒有，年輕人都不知道村上有過這麼一家人；年老的人說那爺倆在同一天消失後，誰也沒再見過他們。玉鳳今年該有四十六七歲，老人要還在，怕是八十出頭了。她也許爺倆早團聚一起了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