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退休沒事，弄點小玩意解悶。”
“您這屋收拾得好整潔！”
“我就一人，沒孩子糟蹋，我聽你們在那屋談得很熱烈，八成那女工又要你們多分房給她吧！”
我說：“可不是嗎？”
老頭說：“別聽她的。別看她屋裏放了四個人床位，其實就兩入住，她兒子在別處還有一套子，她是張口三分利，你們分她兩間一套她準搬，拆房的事別因為她耽誤了。我這輩子沒別的要求了，就等著往樓房裏搬家。”
我奇怪地問：“您一口人在這兒住兩間滿舒服，怎麼還想搬樓房？”
他說：“我不多要，比這房麵積小點也可以，可一定要住樓。”
“為什麼？”
“住四合院做飯取暖得買煤、生爐子！我這麼大年紀了，搬煤搬到何時為止呢？用水也是個事兒呀，全院十幾戶就一個水龍頭，天天打水要排隊。還沒廁所隻能用街上的公廁，我又有個五更瀉的毛病，弄不好就髒了褲子。樓房有煤氣、有暖氣，各家有自己的衛生間，那多方便！我老了，也該享受點現代化呀……”
他還沒說完，從外邊闖進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氣哼哼地問道：“哪個是調查組的同誌？”我答應了一聲，說：“我是，可我們是調查四合院建築藝術的，不管分房。”
“管不管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搶占了我姥姥的房子，為什麼還不騰出來？”
“二妞，二妞你出來！”隨著喊聲一位鬢發花白的老婦人走了進來，伸手就去拉那姑娘說：“人家談正事，你別搗亂快出來。”
這聲音很熟，不由得對她注目而視，恰好她也回頭看見了我，一下子我們互相都認出來了，同聲說：“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你！”
這是原來房東家包老太太的女兒玉茗，那時她不過四十多歲，如今成了老婦人。我問她：“你還在這院住哪？”她說：“文化大革命搬出去幾天，老太太死去了。去年落實政策，我們又搬了回來。”
“占了我們七間房，就還給我們一間小耳房。”姑娘憤憤地說：“這叫什麼落實政策？”
“胡說！”玉茗繼續道：“政府已經把產權交還給我們了，住戶一時找不到房子搬不出，這也沒辦法，大家都困難，將就點吧，您怎麼不當記者，發起房產來了？”
我就告訴她，我是陪工程師來調查四合院的建築藝術的，並不發拆遷分房。
正說到這兒，外邊人聲嘈雜起來，老頭聽了聽，就出屋去看熱鬧。姑娘也跟著出去了。玉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說：“這是我昨天給報社寫的一封讀者來信，正猶疑要不要寄，您來了，交給您吧。”
我接過信，摸著很厚，問道：“談什麼的？也是要求落實政策？”
她說：“不，雖說房子叫大家住著，產權已經還我了。擠點我也認可，住在四合院裏心中就踏實，我就覺著我還住在北京，我還是北京人，再好的樓房，再現代化的設施，我也住不安寧。我就是一個要求，別拆，別拆。我擠著點，忍了，大夥在院裏搭小棚、蓋小房，弄得像天橋的破爛市，看不見天看不見地，我也忍忍，可就別拆它。北京沒了個四合院了，沒了四合院還算北京嗎？得，我不耽誤您工夫，就請您把我的要求提上去。”說完，她很禮貌地點點頭，走了出去，這時外邊的聲音已經滾水開鍋似的了。隻見垂花門內，各種材料，各種樣式的小廚房把院子塞滿，在這些小棚之間，站著男女老少各色人，帶著高興的、苦惱的、憤慨的、請求的表情，七嘴八舌爭著說話。柳蘭和司機站在人群中，不斷地點頭、擺手。嘈雜聲中聽出人們說的都是關於房子的事。正在亂得不可開交，從大門外闖進來幾個西裝筆挺，皮鞋錚明的人物，其中一個高個兒大聲喊道：“柳蘭同誌，柳蘭在哪裏？”
這聲音很熟，仔細辨認一下，竟是當年監督我們勞動改造過的侯主任，我不由得渾身皮肉有點發緊。這時柳蘭也從垂花門裏掙脫出來了。她像我一樣，一見侯主任兩腿不由得打個哆嗦站住。侯主任眼快，立刻人到聲到，喊叫著伸過手去：“哎呀，老戰友了，從昨天聽說你們要來我就在盼呀，怎麼來了連個招呼都不跟我打？”
柳蘭臉紅著說：“侯，侯主任，我不知道你在這兒。”
“侯先生現在是我們大酒店的經理。”侯主任身後跟隨來的一個人搶上來說：“侯經理打昨天就吩咐下來要歡迎你們幾位到酒店去坐一坐，今天一聽說你們到了，立刻放下工作，帶我們來迎接，現在就請移步吧！”
他們像綁架一樣，一人拉住我們一個人的胳膊，不由分說，硬給拉出門樓，進了大酒店，來到一間會議廳。廳裏桌上已備好了煙、茶、水果、鮮花，並且沙發上已有四、五個人在坐著恭候，一見我們進來，就像屁股下也裝了彈簧，一個個全蹦起來了。侯主任為我們一個個介紹：張主任、李部長……總之全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大家落座之後，侯主任正式發表了個歡迎詞，除了回憶他和我們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裏“共患難”的友誼，還頌揚了柳蘭在四合院研究方麵的成就，並說我在報社工作中是個權威人士。最後說“我們擴展酒店業務，有了他們兩位幫忙，是萬無一失了。”大家就鼓起掌歡迎我們講話。我叫柳蘭講，柳蘭叫我講，我們正互相推脫，侯主任說道：“不必客氣，咱們開門見山，你們要什麼條件吧！要勞務費？要住房？要酒店永久性的給以優待，盡可以說。”
我說：“這是從何說起……”
“二位，二位，當著真人不能玩假招子呀。你是記者，柳蘭是四合院專家，今天專門來看一〇三號的四合院，你們要幹什麼？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蚤子明擺著嗎。咱們是老戰友呀！”
張主任就答上了茬，衝柳蘭和我點點頭：“二位，我們酒店改革能不能成功，我們承包人會不會破產，北京市的稅收能不能增加，關鍵可全在你們手上攥著了。我們酒店不再增加五百套房間就掙不夠成本，我們就要破產！要增加房間哪兒找地方去呢？就隻有拆這個四合院！你們今天調查完，明天在報上發表篇文章，說這四合院多麼好，多麼美，多麼有藝術價值，市政府就許把它定成文物保護單位，誰也別想再拆它了。我們費了多少勁，花了多少錢，才使規劃局答應把這房子劃給我們。我們弄個文物保護單位來幹什麼？沒事找事呀？”
李部長就又接口說：“我們要買來這個院子拆掉，也不光是為我們酒店。我們是同情那個院子的住戶。我們把它買來，立刻另外找地方蓋樓房把住戶搬遷去，每家都比原來居住麵積有所擴大，房東也就借此收到房價，既解決了住房困難，又落實了政策。我們不能不關心群眾疾苦啊……”
話題就像一隻球，在侯經理、張主任、李部長之間傳來遞去，弄到最後，歸為一條：如果柳蘭和我調查的結果是這個四合院值得保留，就會對國家、民族、酒店、住戶、先祖、後輩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恰好這時，侍應生來請大家去用餐了，從會議室到餐廳，柳蘭就真的像個罪犯一樣低著頭，一語不發。坐到餐桌前，她也仍然毫無生氣，但侯主任並不因此慍怒。笑嘻嘻地敬酒布菜。
直到終席，又送給我們每人一個公文包“作紀念”，這才放我們出門。我們像逃跑一樣地鑽進吉普車。車子發動了，三個人不由得歎了口氣。
司機問柳蘭：“你覺得這個四合院怎麼樣？”
柳蘭說：“我連它什麼樣也沒看見，隻看了個門樓。”
司機說：“我是問它的命運怎樣，能保住嗎？”
柳蘭沉了半天，狠狠地說：“真見鬼，祖宗留下來的藝術遺產，現代的人們好像跟它有仇，不拆光了心不安，就沒有一個人出來要求保護它，我真想掉眼淚。”
我說：“先別悲觀，有見識的人總會有的，你看看這封信。”
我把玉茗的信交給她。她看了一眼，放進了衣袋裏。
八七·十二·十七香港灣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