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失學的事，在初中時竟又一次出現。那時，我的初中總是斷斷續續地讀。初二時我再次因父親問題自卑得不敢到學校報名，便悄悄棄學回村勞動。媽媽問我：“為什麼不上學？”我哄我媽說：“報名的指標早就完啦！”想那時的我，好可憐喲。勞動就勞動唄，反正勞動最光榮，勞動磨煉人，說起來還真得感謝那段勞動的日子呢！
萬泉河畔好時光
1973年，母親恢複教師工作，我們幾弟兄又隨之定居瓊海縣萬泉中學。在萬泉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雖說是粗飯淡菜，但心境較好，長高得快，常常與同學暢遊萬泉河，還學寫作，還是一位知天高地厚的詩歌發燒友呢。晚上下了課，就開始寫詩歌，雖然夜深人靜還不罷筆，第二天就急急如律令地投寄報社雜誌，總希望幾天後會有驚人的喜訊。那時候還十分醉心於寫大批判的理論文章，往往是洋洋得意幾千字文投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這段歲月我們過得還快樂，我將之稱之為“萬泉河畔好時光”。
1973年9月13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差一點兒喪命於那場百年罕見的特大強台風！是夜，台風呼天嘯地，排山倒海，校園裏一排排瓦房轟然被卷掉，幾人合抱的大榕樹被連根拔起！天崩地裂之際我們的學生宿舍也嘩啦啦倒將下來，一時死傷眾多。幸好我爬滾得快，才撿了一條小命，然而左腰還是給石頭砸開一個兩寸的洞，鮮血噴湧。打不死就好，不是說“大難死必有大福”麼。那時真不知道什麼叫痛。我常開玩笑說，假如打在腦袋上，我可得去見馬克思了！好在我正在申請入團，雖然血流不止，還忍著傷痛去抬傷員和搶救學校受災物資。那時，我在瓊海縣萬泉中學念高一。
1975年，高中畢業的我加入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隊伍。那時還沒有恢複高考製度，城裏的高中畢業生絕不會有大學上，惟一的道路就是“上山”或“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時候能上山下鄉，有多光榮，多帶勁。
在農場吃飯幹活，幹活吃飯，一幹就是三年，挖茶溝、種甘蔗，修水利，砍木料，挑大糞，還有插秧割稻之類的農活。那時人聽話，身體棒，風裏來雨裏去，曬黒了皮膚煉紅了心。那時最不怕冷，為了鍛煉身體，寒冬裏脫光身子到戶外的水井去衝冷水，惹得同伴們披著棉衣前往觀看。還有，最盼的事是下大雨，下得越大越好，因為下雨了就不出工幹活了。那時的待遇說起來誰相信，每月有“知青費”9元，每頓飯費用5分錢，一碗飯，一份青菜，一碗清湯，用不著減肥，一天二十四小時總覺得餓，有時理個發，交幾個月的團費居然回家求母親救濟。那時的夜生活十分單調，唯一使人興奮的是“做公道”，就是十人八人湊點兒錢買隻雞或買隻鴨，圍在一起平平分吃，還吃飯團。那時最大的渴望是表現出色，好讓場裏推薦我上大學。
“圍牆外大學生學生”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1977年，中國結束了對知識的踐踏，恢複了高考。1978年10月，一個下鄉知青的我忽然身價百倍：經過艱苦拚搏，百裏挑一，我成了一名驕傲於時代和同齡人的大學生。回想起在農場複習準備應考的情景，總要會心地笑起來。那時幹活還餓著肚子，白天吆喝著牛奮力犁田，中午晚上拚命攻書。那時鬧“書荒”，根本沒有什麼正規的語文、數理化課本，幾十號人圍著老師抄黑板上的複習資料，假如能借到一兩本舊課本就謝天謝地了。
說老實話，我所念的那所大學並不是我理想中的大學，它叫廣東瓊台師範大專班，隻是中師裏頭的大專班，我們戲稱為“圍牆外的大學”。作為海南學子，考大學考不出島，困在島裏讀，每想到這裏那心又要涼了一截！雖然我有著幾分失望，但想起過去的苦日子，想起身後還有大把大把的落榜者，就有幾分慰藉：然而，它畢竟是我的大學。大學生在當時畢竟還是天之驕子呀。與上山下鄉相比，我們畢竟是熬出了頭！報到那天，我穿的是解放鞋。至今我還保存著一幅特別珍貴的照片，那是剛入學時的那個冬天，我與二哥在海口公園的合影的照片。照片中，我們理著平頭，穿著“的確卡”布做的衣服，我的腳下是解放鞋，二哥的腳下是塑料涼鞋，沒有祙子穿。
我念的是化學，毎毎與試管燒瓶打交道。念師範能有什麼大出息，注定是要當孩子王。
在這裏，我度過了三年大學時代，有多少青春的夢想、浪漫的時分、美好的愛情、令人捧腹的故事在這裏發生。
我的大學，是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有三百多年曆史的海南著名名勝古跡瓊台書院。這裏有紅牆綠瓦的古樓，有數人合抱、芳香沁人的玉蘭花，有清脆悠揚的琴箏聲。這些，驅走了我的失意和不快，帶給我青春的樂趣，奮鬥的希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古老的書院一直傳頌著“搜書院”這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帶給我們這些鄉下的學子一絲自豪。
特別感到自豪一輩子的故事是：瓊台是我用心靈書寫愛情故事的地方，在這塊古老的書院，我找到了一位一輩子隻有她的愛人，而且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滿告終。她叫嚴朝暉。記得第一次見她是在琴聲優揚的音樂室，她那姣美的笑貌和扣人心弦的風琴聲使我傾倒，從此錦書傳情，鴻雁送信，心心相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用七天七夜寫了一首長達三百句的如訴如泣的愛情詩，以此感動芳心，以致有情人終成百年之好。
每當有人問我你是哪間大學出來的，我總會神氣十足地回答：我來自瓊台書院！
那一年，我穿上了綠軍裝
三年的大學生活結束了，我又該回到我出來的地方。分配那年，我被“塞”到瓊海縣邊遠地區的一個隻有三四百師生的初級中學當教師。那生活條件好嚇人，每人一間小瓦房，一間茅房當廚房。每個老師都得自己做飯，且要自我解決柴米油鹽醬醋茶。好在那裏的學生聽話，挑水呀，拾柴劈柴，全給學生們“包”了。那時的工資標準是每月60多元，與老百姓相比，算是高的了。
198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講台上給同學們上化學課，教導把我叫了出去捎給我一個消息：你當上兵了！請立即到海南軍區幹部文化學校報到。我高興得跳了起來。
穿上了綠軍裝，戴上了八角帽，我當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官。
簡直是個夢！然而不是夢。記得小時也想當兵，幾次偷了當軍官的姑父的軍帽戴，給奶奶斷喝了：“別胡鬧，這兵是咱們當的？”可不，咱可是“黒五類”的孩子呀。
部隊是個人生大熔爐，我在裏麵得到了良好的打造。入了黨，提了幹，雖然職位不高，但副連級教員的頭銜足使我心滿意足。我幹的是文官，新兵連沒下過，歩槍手槍實彈射擊還是打了幾次。在部隊，最大的收獲是嚴格的工作紀律、製度和粗茶淡飯，對於提升我的道德修養，增強我的組織紀律性和吃苦耐勞的毅力可以說是裨益良多。
時光匆匆，轉眼就是三年。1987年底，我轉業到地方工作，在省委一部門供職，從科員一直幹到雜誌社總編輯、處長、機關黨委副書記什麼的，算是盡職盡責，勝任愉快，不斷進步。
《聖經》上說，人是原罪主義者，人生下來就得吃苦、受罪。可不，我是坎坷的兒子，我是苦難的學生。然而，坎坷何足畏，人活一口氣，奮鬥才成功。在坎坷中打滾成長、跋涉的人哪怕取得那麼一丁點的成績也會感到對得起爹媽對得起自己。
回首那一段段人生路，我還是這麼一句老話：今生無愧。
我的作家夢
作家，一個多麼美好、神聖的名字。當一名作家，是我兒時的夢，一個美好的綠色的夢。
也許是一種天性，我從小愛啃書本，喜歡作文章。媽媽從不強令我讀書寫作、當作家，可是媽媽書架上的書給我創造了讀書寫作的氛圍。兒童故事呀，曆史故事呀，科普讀物呀象磁鐵般吸引著我。小學四五年級時，我在班裏的作文總是領先。還有二姐對我的影響很大，她四年級時那篇《我愛美麗的加積》的作文入選縣裏“小學生優秀作文選”，我是羨慕之至，愛不釋手，暗中下決心也要寫出比這更好的作文。在老家的小學裏念初中時，作文是我的強項，語文老師每每將我的作文在班上宣讀和講評，令我十分得意。
那時候真是讀書的黃金時代。除了上學、勞動和玩耍外，讀書就是我極為開心的事。那時最愛看的是《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類的書。一讀書就入迷，躺倒在床上啥活都不幹啦，以至奶奶常常這樣罵我：“你這孩子是吃薯還是吃書？書能養你一輩子嗎？”那時沒有大米飯吃，番薯是填飽肚子最重要的主糧。還有一次，給隊裏曬花生，都烏雲壓頂電閃雷鳴了，我還是抱著那本《三國》一個勁在哪裏啃而被隊長臭罵一頓。
那時，我常常在上學的路上給同村裏一起的孩子“講古”，（即講《三國演義》、《水滸》和《西遊記》之類的故事），聽得他們人了謎，以至他們在上學放學時全都緊緊跟著我。豈止是本村的，鄰村的小孩也跟著來聽，甚至一直跟到村裏來。那時，我成了學校裏大名鼎鼎的“講古大王”。值得一提的是那時我有一副天生的記憶力，在“講古”時熟能生巧，總要來一番添油加醋，使之更加活靈活現，這在文學上說也可以說是一種“再創作”吧。
1973年，母親給平了反，回到工作崗位，我們全家也就離開了文昌老家，到瓊海的萬泉鎮定居。鎮子不大，座落在美麗的萬泉河畔，山光水色，風光旖旎。我的初二第二學期和兩年高中就在這裏度過。這裏是我的作家夢做得最美好的地方，也是我文學寫作的搖籃。
我為什麼要學寫作？除了所謂“情性”之外，主要還有三個原因：一是幼年多讀點書，作文有天資，有功底，成長在老師同學們的讚揚和鼓勵之中更容易進步；二是學好樣。中學裏常展覽一些學生優秀作文，一位叫王惠的同學的精采文章每每打動了我的心，就象當年我崇拜二姐那樣。三是好強心，王惠能寫得好文章，咱為什麼不能？早在小學和老家念書時，寫文章就比人家強，如今怎甘居人後？
於是學著寫些詩歌，散文。處處都想露一手。高一時，學校參加水利建設，工地上我積極向工地宣傳廣播站投稿，想不到嶄露頭角，其文章常作為通訊員來稿而受好評。記得那回到中原公社參加“大治坡”，我的那篇《以革命的精神從事工作》作為全公社優秀廣播稿回響在數千人工地上空，讓我的老師同學們誇獎和羨慕，更令我激動不巳。
那時的我寫東西，最大的特點是有蠻勁，不覺得累。那時寫的是詩歌，小評論，有時趕的是應景稿，“五四”來了寫青年的稿，“七一”到了就寫歌頌黨的稿，十一來了就寫歌頌祖國的稿。常常趕早晨，開夜車，寫到半夜三更然後第二天將之寄到報社雜誌社。為什麼不知苦累，因為有一個美好的企盼，一個美好的夢——當作家的夢：讓自己的手稿不斷地變成鉛字，最好是第二天。
然而，夢，畢竟總是夢。事實偏偏讓我每每希望每每失望：幾百篇稿件除了幾件收到了“退稿單”外，全無音訊，甭說就是給丟進了編輯部的廢紙簍！
1977年的一天，正在上山下鄉的我收到一張有生以來第一次特別的彙款單，彙款金額為2元，落款是《海南日報》社。喲，那是我的那篇才有三二百字的小雜文《好新惡老之妙用》上了報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作品見報，第一次稿費收入。我高興得揮著它跳躍狂呼：我成功啦！
我寫作真正出成果，應該說自軍營開始，我寫作的成功也應該歸功於當兵。那時，我在部隊當文化教員，課較少，上了幾個月的課，就沒得上了。那可是下崗啊。我的上司、教務處長讓我去管圖書館，並鼓勵我多讀書，多寫作。青年人沒說的，黨叫幹啥就幹啥。誰知當這圖書館管理員，竟改變了我的人生。白天，我泡在圖書館裏閱讀報章雜誌中外名著，尋找寫作題材，謀篇布局，下班後起早貪黑伏案學寫作。寫什麼，還不是從新聞報道的豆腐塊文章寫起。那時候的寫法甚是好玩，先是認真采訪，寫好稿件，再找領導批準，再蓋上單位公章，然後騎著自行車急急送到報社、電台電視台，風吹雨打從不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