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朋友們，在結束我的演講之前，我想給大家講一個“羊皮卷”故事：
很早很早以前，在阿拉伯沙漠中有一位趕駱駝的小夥子，愛上了一位美麗善良的姑娘。但他很貧困，姑娘的父親看不起他。他非常渴望變富起來娶上這美麗的姑娘。他的想法得到他的老板的理解和支持。老板給他一張袍子，讓他到街上去賣。他賣了老半天，就是賣不出去。回來的路上，他出於同情心，將這張袍子送給了一個饑寒中的嬰兒。他垂頭喪氣回到老板身邊，等待著老板的責備。老板卻看到他頭上有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老板對他說：“你人好，會有好運氣，你會成功的。”老板給他送了一件珍貴的禮物，再給他一點錢，讓他自己去謀生創業。
他離開了老板，打開那禮物一看，原來是十張羊皮卷，上麵是寫的全是如何經商的奧秘。他憑著這十張羊皮卷，很快就找了致富的門路，生意越來越興隆；十年後，他成為沙漠最富有的商家，如願以償地娶回了他心愛的姑娘……
青年朋友們，世上真的有“羊皮卷”嗎？這“羊皮卷”到底在哪呢？我想，我今天跟你們所說的所談的關於青年成功的觀點，就算是我送給你們的“羊皮卷”吧！
青年朋友們，你們正處令人羨慕的充滿理想和浪漫的年代。你們是人生的春天，人生的彩虹，人生的王者。我萬分羨慕你們，多想與你們同行。希望你們熱愛生命，珍惜青春，抓住機遇，揚起理想之風帆，迸發自信自強之大氣，乘風破浪，勇住直前，直奔人生成功之彼岸！
最後，我送你們三句話：
“素質決定命運，成功精彩人生”。
“今天，你灑下的是汗水，明天你捧回的是鮮花”。
“莫道路難行，成功正前方”。
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
生活坎坷，樂於跋涉，自強不息，路在腳下
先天不足，後天調養，學而不厭，溫故知新
興趣濃厚，半路出家，辛勤付出，咬定青山
行進在成功路上
符江
人生在世，誰個不渴望成功？
我，一個跋涉在成功路上的行者。
人生就是趕路。走過來的就是成功的，自豪的，就是一部精采的書。麵對青年聽眾，我常常用以下64個字來表述我的成功之路：
生活坎坷，樂於跋涉，自強不息，路在腳下；
先天不足，後天調養，學而不厭，溫故知新；
興趣濃厚，半路出家，辛勤付出，咬定青山。
“黒五類”後代、少年喪父、兩次失學、回鄉務農、台風打不死、上山下鄉、考大學、當兵，學寫作，當公務員，當總編，出書，當作家，投身青年勵誌寫作和演講……這就是我的人生之路，成功之路。
這一幕幕，是人生大戲，更是一部動人的書。
人生失敗有幾多。學醫，失敗；想當“工農兵大學生”，失敗；高考報誌願失敗，想經商，做總經理，失敗；炒股票炒得一塌糊塗；寫詩歌、創作歌曲、寫劇本，寫小說，都失敗了，至今抽屜裏還保留著上千篇完全失敗的作品……
正是這數不清的失敗，才是我人生的財富！
人活一口氣。17歲那年，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成為一名很有成就的作家。我多神氣，懷著成功的喜悅回到自己的老家，曾經跟我一起玩耍的兒時的夥伴們把我圍起來，一個勁地向我問這問那，一個勁地誇我，讓我簽名送書，叫我講奮鬥成功的故事，把他當成英雄抬起來拋向天空。醒來，才知道是一個夢。夢畢竟是夢。我失望了。但是，正是由於這個失望，才使我充滿著希望。
一個夢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自此我勤奮寫作，自學成才。出了11本書，發表100萬字作品，榮獲《人民日報》“金台雜文獎”，成為中國作家隊伍中的一員。
我關注青年成長，用作品與青年交友，用人生勵誌講座引導和激勵青年成功，講座數百場，青年聽眾三十多萬。
回顧我的人生之路，我向青年人說：今生無愧。
然而，成功路上的我還總沒有“成功”。還有許多許多夢。正是：“人生路正長，成功正前方。”
坎坷風雨人生路
生不逢時：出生在那個年代
1955年12月5日，一個小小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命在美麗的海南島瓊海縣縣的一間中學的紅色的大樓裏出誕生了，那就是我。
然而我是生不逢時。那是個共和國曆史上特殊的年代——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70年中期。這個時代，共和國剛剛誕生，尚處在幼年多災多難、躁動不安、不斷演化的政治運動頻繁、知識和文明遭受嚴重蹂躪的年代。那時的中國，整個中國家處在“一窮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年代。接踵而來的運動如“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全國鬧“共產”，“四清”、“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等，無不在無情地摧殘著共和國和她的公民們，尤其是共和國的孩子們。
然而家總是溫馨的。我的家庭是個普通的百姓之家，父母親都是中學教師，生活清苦，但還是有米飯吃，有粗布衣穿，比起農村的百姓家境總要好一些；我家的兄弟姐妹多，共五人，四男一女，我排行第四。校園多寧靜，鳥鳴花香間，書聲多清脆，小小的我又有多歡樂——跳繩就跳繩，唱歌就唱歌，畫畫就畫畫，在母親的懷抱裏是溫暖的開心的。值得懷念的還有奶奶，她同樣母親一樣是最疼我的人，是料理我們吃喝拉撒、抱著我哄我入睡的人，應該說，一個人能夠有奶奶愛，他應該感到幸福。
沒有父親之痛
當我還在繈褓裏的時候，父親就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生活還是那麼歡樂，那時我們哪懂事。三四歲時，便知道人要有個爸爸，總在問媽媽我有沒有爸爸，爸爸到哪裏去了。媽媽總是說爸爸到外地工作了，在一個遙遠的地方。長大後才知道，這是中國曆史上那場“反右”鬥爭和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致。父親是政治上的遭殃，被打成“曆史反革命”而到外地去“政治教養”，也有人稱為“勞改”。父親由於早年在舊政府裏幹事而被打成“曆史反革命”，被安排到海邊一個鈦礦接受勞動改造。上了小學，最怕的事就是同學這樣的問話：你爸爸在哪裏？是做什麼的？我有爸爸，可是我又沒有爸爸。我們作為“曆史反革命”的子女，自然是受人歧視，成為心靈卑微的“弱勢群體”，上學時連頭都抬不起來。每當我們問起父親在哪裏，在做什麼時，母親和奶奶眼裏都閃爍著傷楚的淚光。最令我至今難忘的是，每當我們幾個童真無忌玩得起勁的時候，媽媽和奶奶總在在裏偷偷抹淚。
失學的少年
然而清苦和劫難，擋不住童年那天生的歡樂。記憶猶新的是1963年在瓊海的鄉下長坡鎮念小學時與小朋友們一起遊泳、抓魚蝦的快樂的情形。我和哥哥和小朋友們一道拿著雞罩紮到水中，用手在罩中地毯式的捉摸，抓住了一條條活蹦亂跳的各種魚蝦蟹。還有與哥哥姐姐們一起登山、打柴，采野果都是樂不可支的事，有一次我們去嶺上砍柴，竟圍起獵來，在我們勇猛的家狗配合下抓到了一隻活脫脫的黃猄，帶回來做了一頓美餐。
那時的歡樂，還在於對生活的寄托。那時的爺爺在南洋打工，經常寄回“佳音捷報”（即通過民間批局寄來的家書和彙款）。每當身實綠色製服的郵差騎著單車到家門，我們總要歡呼雀躍，因為爺爺又來信和寄錢了。我經常這樣問奶奶：“什麼時候爺爺才寄錢來？”奶奶說，待到“火笑”（即火爐中的火苗實實朝著一個方向）時！所以，我們幾個最大的盼頭就是“火笑”。說來也巧，一年到頭還真那二三次“火笑”！
人生最怕的是少年的不幸。11歲時，正趕上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浩劫。街上人打人，人鬥人，人拉著人去遊街。看了不明白，卻害怕。忙問母親，母親總是說你還小，長大後才會懂，其實那時候的母親實在也搞不懂。幸好母親不挨鬥，不被打。有誰知道，那時的父親，在“勞教”中該是承受怎樣的煎熬。曆史在那一年寫上：1966年。
那一年，我失學了。四年級居然考不上五年級。媽媽告訴我說，不是你笨，而是你家庭出身差，誰叫你父親是個“曆史反革命”。一句話，說得我心涼了一大截。一個人在少年時代得不到正規的小學教育，其命運可想而知。人生最糟糕的事是充滿希望之時卻失去了希望。
母親是個美麗溫柔而堅強的女性。她對我說，人家不讓咱上五年級，咱就不上唄。讓你去拾牛糞。就這樣，我被母親安排到一個叫“榕樹園”的小村去參加勞動，主要是幫村（生產隊）裏人拾牛糞，一拾就是一年多。每天，我跟著隊裏的阿寶哥去趕牛群，待牛拉屎便去撿。跟著牛群在青山綠水中走呀走呀全不覺苦和累。山上的野花很美，漫步年其中就像逛公園；山上的各類野果呀好吃得很，飽嚐著它們我總不覺得餓。隊裏的社員很好，毎年社裏分紅，我雖然得不到現金，但也總有一兩蘿筺的花生。對我的這一勞動成果，兄弟姐妹都樂壞了，而隻有母親才曉得個中的辛酸。
難忘那家鄉的歲月
1967年的中國，是“文革”正狂、天下大亂的年代。母親被“清除”出教師隊伍，我們被趕回文昌市老家農村勞動。父親呢，更是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改造”。那時最令人痛苦也最丟人的是每逢星期六，我們這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要跟著父親到大隊裏做“勞動改造思想彙報”。
這年，我們全家被趕回農村文昌老家。那原因，是母親“站錯隊”外加曆史反革命家屬所致。
老家在文昌東北角部昌灑鄉的麟趾村，雖然很窮，很苦，但那裏風光秀麗，禾苗青青，流水潺潺，荔枝飄香。這裏，生活真夠清苦，一碗米湯，幾個番薯，一把白鹽就是一頓飯。能吃上一頓白米飯或一頓肉，那可是了不起的事，那可得逢人就說“我家煮白米飯，吃肉啦”。不久，父親也被趕了回家，按官方全家可謂在老家“大團圓”。父親的臉似乎永遠是板著的，經常一個勁地抽著自個卷的旱煙，還不時喝著那本地糖廠生產的低廉的白酒。父親並不是一個沉淪的人，生活的希望在他心中當然是有的：他總是這樣對我們說：“全家回來好。那我們就要養雞，養多多的雞，生很多很多的蛋，我們要過上有雞有蛋的日子！”一句話，使我們小孩子心中充滿了對生活的憧憬。可不，人生靠的就是希望。
苦歸苦，可正是這故鄉的土地上，在我度過了六七年美好天真的少年生活。村裏百姓淳樸，真誠，待我家不薄，村裏的小孩子更是純真爛漫，一拍即合。村前在一條小河，彎彎曲曲，河床盡染綠，樹高枝繁茂，木橋底下魚兒遊。這條河呀，留給我太多的記憶和太多的故事。在這河邊，我和夥伴們經常釣魚，“戽魚”（海南話：把水淘幹然後抓魚）；在這河邊。我和小夥伴們玩得天翻地覆：脫個精光，抓迷藏，打水仗，戲水噴灑那些青梅竹馬的小姑娘。我們村是遠近聞名的荔枝村，每逢荔枝成就季節，那大人小孩聚在一塊中學荔枝的開心勁兒就別提啦。再就是放風箏，和村裏的小夥伴一起放飛自己製作的風箏，比一比誰的風箏飛得高，飛得穩，還學會給風箏送信，那是最快樂不過的了。放風箏的我是最投入的事，從早上放到晚上，中午可以不國家吃飯，天黑了還不舍得收下來，多少次還夢想放風箏“過夜”。
1967年，勞動使我長大，勞動使我懂事。回憶當年在老家勞動，生產隊長敲響了木鼓，大夥就出工，挑糞就挑糞，插秧就插秧，割稻就割稻，那情景至今我還要笑出聲來。我們弟兄四個，還有二姐，常在一起讀書，習作古詩，讀醫書，學按摩針灸，拉二胡吹簫。晚上，我們躺在長凳上數著天上的星星，倒也自得其樂。我排行第三。在紅兵小學，我成為學校文藝宣傳隊的二胡手，時常到各大隊各村演出。我還有一項特殊的“勞動”：提著玻璃瓶給父親買酒。有一次買了酒，在路上喝了個半瓶，搖搖晃晃倒在路邊的小溝裏怎樣也起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