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民歌藝術在逐漸進步，類似《彈歌》簡單的二言短章已不能完全適應人們較為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表達的需要，於是，到了《詩經》時代便出現了大量的結構更趨完整的四言為句，四句為章的結構格式，兩句為段的民歌似乎已不為人們所看重，以致《詩經》裏隻收了《齊風·盧令》一首。據此可推，信天遊的產生時代不應晚於《詩經》。
有學者認為，信天遊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的結構格式是受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兩句體民歌的影響而致，這裏順便談一點不同看法。北方民歌中，信天遊與晉西北的“山曲”是一對孿生姐妹，內蒙西部的“爬山調”是隨著陝北、晉西北移民一起帶過去的漢族民歌，是信天遊與“山曲”的“流”；此外，內蒙古自治區的達斡爾族民歌、鄂溫克族民歌、鄂倫春族民歌以及甘肅省裕固族民歌等，都有為數不少的上下句結構的兩句體民歌。說前者（漢族民歌）的兩句體結構形式是受後者（北方少數民族民歌）的兩句體結構形式的影響所致，缺乏依據；反之，亦然。其實，二者都有著悠久的曆史。以後者而論，1922年、1956年先後兩次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烏審旗薩拉烏蘇河岸沙層中發掘出“河套人”化石，並出土了大量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1935年，在赤峰（時屬熱河省）紅山發掘出的與“仰韶文化”中晚期同時代的打製石器、磨製石器、細石器的生產工具以及細泥彩陶和帶蓖紋、劃紋的粗陶器，稱為“紅山文化”。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依據說明他們民歌中的兩句體結構不是按照他們的文化係統發展而來的。結構是民歌發展過程中最穩定的要素之一，它總是嚴格地按照內部發展規律在演變，豈可輕意隨波逐流！作為民歌藝術，不同民族既有個性，又存在著共性。上述諸多不同民族不同民歌中所共有的兩句為一段結構格式，恐怕既非互相影響所致，亦非偶合，而是受其共性所使然的一種自然現象。正所謂“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劉勰1986：375）。這是我國漢族與北方兄弟民族所共有的文化思維模式與審美規範。
2.信天遊“起興”帶有原始性
人們總是籠統地說信天遊上句起興，其實信天遊的上句比較複雜，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起興”。上句“但借物以起興，不必與正義相關也”（姚際恒2002：8），隻是以其韻腳引起下句。如：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見麵麵容易拉話話難。
《淚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神木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與“見麵麵容易拉話話難”語義上沒有什麼必然聯係，隻是“藍”（lán）與“難”（nán）韻腳相同，聽得人便不覺得中斷並有一種和諧悅耳之感。信天遊的“興”70%以上為“起興”。
第二類：“比興”。上句是“興而比也”，“未全為比而借物取興，與正義相關者也”（姚際恒2002：8）。朱自清先生稱這類上句為“情調象征，以表現情調、氣氛、心境之類為主”（朱自清2005：194）。如：
酸湯蕎麵辣子紅，
大女子吊辮愛死人。
《拔起黃蒿帶起根》吳旗
俗話說，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按照20世紀50年代人們的審美觀，大姑娘再吊上兩根烏黑發亮的辮子，就更惹人愛慕了。巧妙的是上句沒有像常人那樣什麼如花似玉大加美化，而是婉而成章地用當地人熟悉的吃起來香美有滋味的酸湯蕎麵調辣子比興，通過人們的“通感”，以味覺所感觸到的美，引起人們視覺的美，十分新穎別致，“玩味乃可識”。
第三類：上句既非“起興”亦非“比興”，是與下句一樣的陳述句，上下句之間有著多種關係。如：
前鍋裏打下荷包蛋，
後鍋裏掛麵溜溜轉。（並列）
蔥花花來油點點，
紅軍哥哥吃了上前線。（連貫）
《當紅軍的哥哥到我家》延安
拉住哥哥的手手親了一個嘴，
才把一個冰疙瘩化成水。（順承）
《一出大門朝南瞭》府穀
你趕牲口我開店，
咱二人路上路下好見麵。（目的）
《十指連心離不開》靖邊
我們粗略地統計過楊璀先生的《露水地麵穿紅鞋——信天遊曲集》，全書共413首，1153段（上下句為一段），其中上句為“起興”者共322段，上句為“比興”者共91段，上句為第三類的共740段。“起興”占興句的70%以上。
“起興”是人們從眼前所熟悉的事物即興起句，以引起下文，起句與應句沒有意義上的聯係。顯然，“起興”是一種感性的直覺，不含理性，不是一種認識活動，反映人們思維能力的薄弱，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起興”的思維方式比較貼近原始思維。“起興”的起句與應句作為兩個語言單位（句子），隻有“音響”關係，不表示任何概念，沒有推理判斷。這種語言結構與不含理性的非認識活動是一致的，恰好也反映出思維能力的薄弱，反映出“起興”的思維方式比較貼近原始思維。另外，從藝術上看，“起興”也比較幼稚，它隻是從語勢上引起下文，沒有創造出一定的藝術形象激起人們廣泛的想象，它還隻是“興”的初級形態。傳統信天遊保留著大量“起興”的實例，從中不難看出其思維能力的薄弱以及藝術上的幼稚。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出門容易回家難。
《信天遊曲集》157
從形式上看是兩句，然而從所傳遞的信息量看卻隻有一句：“出門容易回家難”。上句從人們所熟悉的有三道道藍的羊肚子手巾起興發端，它隻是一種感性的直覺，不是要進行判斷、推理，說明有三道道藍的羊肚子手巾如何如何，它與下句隻是同韻相押，求得“音響”和諧，僅此而已。這一點我們從起句的移用而形成套句，更能得到證明。在《信天遊曲集》中，用“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起興的歌有10餘首，下麵再引幾首：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見麵麵容易拉話話難。
《信天遊曲集》249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我的三妹子真好看。
《信天遊曲集》216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我的哥哥跟的是劉誌丹。
《信天遊曲集》222
以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為起句移用，並形成信天遊的套句，它們與以上任何一個下句都沒有內在聯係，隻是一個同韻相押的關係。這足以說明它思想境域狹小，思維能力薄弱以及藝術上的幼稚。
早在兩千多年前《詩經》興詩就用了“起興”這種表現手法，如：《詩經·召南·小星》第一章：
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
肅肅宵征，
夙夜在公。
實命不同！
朱熹傳雲：“興也……蓋眾妾進禦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朱熹1986：756）“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在這裏隻借物以起興，與後麵歌義了不相關，隻取“東”與“公”同韻相押。足見“起興”作為一種表現手法它的曆史是十分久遠的。隻是《詩經》之後，帶有原始性的“起興”逐漸被淘汰，以至難得一見。信天遊“起興”手法的大量運用，表明信天遊的形成至少不應晚於《詩經》。
陝北黃土高原自黃帝逐鹿中原之後，便逐漸成為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帶，到了商代，陝北已屬畿外區。殷武丁後開始征討鬼方（時陝北為鬼方方國），拉開了與北方少數民族大規模征戰的序幕，陝北卷入了一次又一次戰爭的旋渦，成了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內侵的邊塞陣地。戰爭把陝北封鎖在千裏之外，使它成為一個閉塞、與內地幾乎隔絕的地帶，而棄之以破壞、災難、貧窮、落後。苦難深重的陝北，儼然是一個上演悲劇的大舞台，一切都浸透著悲涼、苦澀。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理、特殊的曆史，讓陝北有可能將信天遊古老的兩句為一段的結構格式和曆史久遠的“起興”表現手法留存下來。李西安與瞿小鬆《“走出西方音樂的陰影”對話錄》中，在談到地方民歌時，瞿小鬆說：“我到過的漢族地區，沒有一個地方像陝北那樣元氣不斷，這個元氣幾千年一直延續下來。”這話談得十分精當。所謂“元氣不斷”就是說它的基因、本質特征幾千年一直延續下來。這是符合陝北黃土高原文化（當然包括信天遊）實際的。今天信天遊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章）的結構格式與“起興”的表現手法，正是信天遊的基因經過幾千年延續下來的真實寫照。
二、信天遊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優生兒”
陝北黃土高原曆史上很早便於戎狄錯居雜處，是華夏族與戎狄、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融合的地帶。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社會曆史形成了具有獨特心態、氣質的陝北人群體，進而形成了信天遊獨特的音樂形態。可以說，信天遊是伴隨著華夏族與戎狄融合、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融合的過程而形成的，是一種優化的過程。
（一）曆史文獻與地下遺物中所記載留存的民族融合的史實和史跡
1.曆史文獻中所記載的民族融合的史實
談到陝北黃土高原的民族（種族）融合，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與匈奴的融合。《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司馬遷1959：2879）又：“自淳維以至頭曼（匈奴的第一個單於，時在公元前3世紀——引者），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司馬遷1959：2890）《史記·匈奴列傳·集解》：“晉灼雲：‘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葷粥、獫狁、匈奴名稱的孰先孰後暫且不論，他們是同一個祖先的遊牧民族，他們主要活動地在漠北今內蒙古自治區（不排除陝北），似乎是可以確定的。“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則是對匈奴族的不穩定性和靈活性以及曆史的真實寫照。殷周之際，陝北屬鬼方方國，鬼方滅，代之以獫狁。公元前8世紀，周宣王迭次出兵防禦獫狁的進襲。《詩經》小雅中的《彩薇》、《六月》所反映的正是這一曆史：“糜室糜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長期的雜處，是民族融合的溫床；相互間的衝突征殺，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劑。陝北先民與北方戎狄遊牧民族的融合，一方麵表現為在長期的雜居過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融合（當然，不排除借助征殺的強力融合），其結果是人們素質的優化，如陝北的先民們；另一方麵是通過戰爭強力融合，敗者被勝者所滅，或遠遷逃遁，如鬼方、匈奴。殷周之際，上下數百年（這隻是有文獻所依，也許可以上推更早），足以使陝北先民與戎狄遊牧民族、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相融。秦漢以降，北方最強悍的匈奴族最後徹底地融入了漢族（部分匈奴遠遷逃遁），陝北先民與戎狄遊牧民族的融合達到了高峰，這裏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