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民歌合唱隊之所以受到歡迎，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擁有一批自己獨創的作品。這些作品為《三十裏鋪》、《對麵價溝裏流河水》、《繡荷包》、《夫妻逗趣》等等，在保留原民歌風格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而在演出形式上，一反過去呆板單調的現象，采用了領唱、重唱、合唱、伴唱等多元化多聲部形式，大膽運用和聲、複調等創作手法，使其民族化、大眾化，這些嚐試獲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我們要感謝為這個合唱隊作曲的同誌們，他們是：王方亮、馬可、李群、穀建芬、張樹楠、李尼、袁家駿等，特別是王方亮同誌，他教學、創作、指揮一身兼，為合唱隊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他所改編的《三十裏鋪》等作品，十分成功，他的創新精神，尤其可貴。
值得一提的是，陝北民歌合唱隊，並非完全拘泥於陝北民歌的演唱，她們借鑒國外民間合唱隊的經驗，學習演唱了諸如《田野靜悄悄》、《山楂樹》等前蘇聯民間合唱曲目，同樣受到觀眾的歡迎。這種博采眾長、虛心學習的精神和作法，應該給予肯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枝陝北高原上盛開的山丹丹花，在度過它的黃金期之後，逐漸枯萎，竟無聲無息地夭折了。昔日喜人的成績，美好的憧憬，一瞬間付諸東流，經驗和教訓未及總結，給人們留下的是幾多唏噓，幾聲歎息！
1971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帶動下，西安幾位詞曲作家組成創作組，在聖地延安，采用集體創作的方法，最終改編創作出《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邊區生產歌》、《抗日將士出征歌》和《山丹丹開花紅豔豔》。這些歌曲分別由民樂隊和管弦樂隊伴奏，襯托出輝煌雄壯的氣氛，在那萬馬齊喑的形勢下，給人以耳目一新、蕩氣回腸的感覺。被“四人幫”汙蔑的民歌小調，像岩漿從地心裏噴發出來，憋悶的胸膛，舒了一口氣。特別讓人高興的是《山丹丹開花紅豔豔》脫穎而出，唱遍祖國大地。作曲家劉烽選用了陝北信天遊風格的曲調和具有剛性色彩的隴東民歌，構成三段體的曲式，大膽地吸收借鑒了西洋的作曲手法，與民歌調式融為一體。表演形式采取領唱、伴唱、混聲唱，使作品富有立體感，表現出千家萬戶，男女老少，迎接中央紅軍到陝北的真摯感情和熱烈場景。合唱的引子和間奏部分，寫得相當成功，顯示了作曲家對陝北民間音調的充分掌握和嫻熟的作曲技巧。這首歌曲的原材料來自民間，但經過提煉，再創造，使作品產生了質的飛躍，作品的藝術性的審美價值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足以證明人們不一定熱衷於“原汁原味”，或者偏好“土得掉渣”的東西，對於美的敏感，人皆有之。可惜有一些人，生怕民歌被“汙染”，殊不知，發展和創新是一切藝術的生命，是對原生態文化遺產最好的保護，民歌也不例外。
民歌的激活與創新是多方麵的，民間歌手和專業聲樂工作者的作用絕不可低估，如果沒有李波、王昆等人的演唱，《翻身道情》不會廣泛流傳；如果沒有張天恩、丁喜才的傳授和白秉權、鞠秀芳的學習創新，就不會在舞台上出現《五哥放羊》和《趕牲靈》、《賣菜》；如果沒有劉燕萍將《蘭花花》整理，出國演唱，“蘭花花”將仍舊死守在山村。人們不會忘記陝北民歌手王向榮、孫誌寬、賀玉堂、李治文，以及專業歌唱家貟恩鳳、馮健雪、邢履莊、屈仲如、楊巧等人為演唱陝北民歌、推出新作而做出的可貴貢獻。
廣大的專業音樂工作者，繼承了延安魯藝的光榮傳統，當年活躍在延安的西北文工團和綏德地區文工團演出的秧歌劇和歌劇中的插曲，出現過許多成功之作。那些具有濃鬱地方色彩的作品，後來在群眾中唱開，成了“新民歌”，甚至被人們當成民歌搜集上來。我們看到，陝西的音樂家們注重音樂作品的地域特點，而且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歌曲。如《手捧紅棗想親人》、《陝北是個好地方》、《崖畔上酸棗紅豔豔》、《延河在我心上流》以及《走三邊》等等，這些用陝北民歌音調創作的作品，為深入學習民歌遺產，促進民歌的發展和創新，起到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反映了有作為的音樂家們，不願躺在民歌歌譜上坐享其成，而要用自己的辛勤的勞動創作出富有時代特征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作品，這是令人欣喜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