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劉小楓。他提出“五四”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不該提倡科學民主，而應當提倡宗教。他認為中國傳統缺少宗教精神，應當把基督教搬過來，這似乎也是五四運動的西化主張中沒有過的（當時也有人提出過，但影響甚小，也沒做多少理論論證）。他自己就相信基督教。他講為了“護教”而批判我。我認為他在理論上還比較能成立，至少比劉曉波強多了，但我相信中國人不會接受，他的理論太脫離中國的實際。他認為要忍受苦難、歌頌苦難，人不要驕傲自大，應該跪在神麵前，要怕。我以為這與中國的精神不符合。要講與“五四”真正有什麼不同，我以為隻有這兩個人。其他無論反傳統，無論提倡民主科學，再怎樣激烈，我以為也並未超過“五四”。
於：不同於“五四”的科學民主傳統，“新權威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口號近時期來時髦一時，你在和《未定稿》的記者孫麾的答問中已對這一口號表示了否定的態度。但是，難道這不也是對“五四”的突破，或曰“建設的理性”嗎？
李：我並不認為“新權威主義”是建設的理性，恰恰相反，它和“非理性主義”倒是孿生兄弟。
於：為什麼？你能具體談談它們之間的關係嗎？
李：關於新權威主義，我已在和孫麾的答問中談過了，不再重複。總之，新權威主義所建立的並不是一種理性的形式，它是建立在某種偶然性上的暴力專政，也就是非理性的。最近的事情倒是對新權威主義論、非理性論、做殖民地論、忍受苦難論、文學等於地球論等等理論一個很好的否定的檢驗。
於：就今天的中國而言，你認為有真正實現民主、法治的社會基礎及現實可能性嗎？
李：這就需要研究。我認為，中國當務之急，是應建立法律的權威。民主在政治上應體現為法律的權威。我多次說過，西方民主有很多種，美國的民主，法國的民主，英國的民主，等等，法律也並不一樣。應根據我國的情況具體研究哪種民主最接近於我們或更適合於我們。好比輿論監督問題，應有法律來保證，現在的報紙連一個部長都不能批評，談什麼輿論監督？如果有各種詳盡的法律規定，而且不是一紙空文，民主就具體化了，所以我強調法律，認為法治是民主理性化的具體落實。
於：你是不是認為，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民主，首先要從輿論自由開始？
李：從建立法治，嚴格執行法治開始，其中輿論自由便是一項極重要的內容。現在政府不是提倡輿論監督嗎？那麼怎樣實現和保證這種監督呢？當年北洋軍閥時代，魯迅還可以告部長章士釗，而且勝訴，今天可能嗎？法律是人民用來製約、監督政府的行政權力和職能的，所以要有新聞法。但光製定法律還不行，要嚴格執法。……
（原載《文藝報》198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