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是的，它可以幫助人們去認識。這些東西不一定能構成它足夠的文學性，幾年之後，不少現在很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作品可能會成為過眼煙雲，但它們在目前卻是不可少的。而且，從這些作品當中，可以真正發展出好的文學作品來，有這種可能性，比起那些關在“象牙之塔”內搞出的東西，我以為這種可能性要更大一些。當然，關在“象牙之塔”內也可以搞出非常好的創作，我反對的隻是，文學地球先生們強調唯有“象牙之塔”搞出來的才算文學，其他都是痞子。我還是提倡多元化，“象牙”也好，“痞子”也好，可以並行不悖。
於：我們再次回到理性這一問題。根據你上次談話和剛才講的，你的關於“理性”的這一命題，顯然不是就藝術創作或審美態度而言。那麼你是在什麼意義上提出這一命題的呢？
李：這是針對我國目前所麵臨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問題，作為一種哲學思潮、行為方式和人生態度而提出的。
於：那麼我想借用你上次問過我的一句話：你的“理性”是什麼意思？你能為這一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嗎？
李：用一句哲學語言來說，所謂“理性”，我以為就是要建立形式。五四運動的很多成功之處，如白話文、新文學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形式的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形式本身就是內容，理性表現為形式。
於：你說你的理性問題是針對中國目前的具體情況而提出的。因此，你的所謂“建立形式”，就不單純是一個哲學命題。那麼你認為，在中國，在今天，首先應該建立的是哪些形式呢？
李：建立和健全法製。今年我們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在我看來，現在要真正繼承和發揚“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一是要提倡多元，多元並不簡單，它不能是無序的混亂，而仍然是有理性的秩序的。它是一種自由的秩序、批判的理性。二就是提倡理性了，包括民主，也需要理性才能建立，即寓科學於民主之中，使民主具有科學的形式，即理性的形式。
於：說到“五四”，你在《文彙報》與孫尚揚的答問錄中說“應加深‘五四’的科學精神，彌補‘五四’的不足”。這個“不足”，是否就是指的理性不足？
李：不錯，我對“五四”的一個批評是，激情有餘，理性不足。有理性，但還不夠強大。
於：你以為現在是否仍存在這個問題？
李：正是。現在許多東西包括文章、“學術”，都是情緒性的反應。我曾經講過，許多論著隻有情感價值，反傳統也隻是情感性的，理性的分析太少了，這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一個弱點。這種情緒經常容易被利用。……
於：正是鑒於這種曆史經驗，你才特別強調“加深‘五四’的科學精神”，提倡理性，是嗎？
李：準確地說，是建設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設。我們現在破壞的激情很大，什麼都扔棄、否定。反映在學術上也如此，包括王元化提倡的所謂“否定的辯證法”。還有劉曉波搞的那些東西。其實很多都是過去的重複，甚至是重複“文革”，不過是用黑格爾的語言代替毛澤東的語言罷了。總之，不是理性地建立形式，而是情緒地否定一切。
於：按照你的看法，我們繼承“五四”傳統70周年，今天所致力的口號較之70年前卻並未有任何真正的突破？
李：如果開玩笑，可以說今天有兩個人超過了“五四”。一個就是劉曉波。劉曉波最近公開主張，中國的出路是去做300年殖民地（見香港《解放日報》1988年12月號）。“五四”沒有這種主張，因為“五四”是反對做殖民地的。如果說我以前不直接反駁劉曉波是考慮到他反映了青年的某種情緒，而這種情緒仍有著一定的合理性的話，那麼他現在提出這種主張，我以為就並不完全能以情緒來開脫了。其實，他以前的論著，古今中外，無所不知，無所不談，遺憾的是概念模糊，論證混亂，知識欠缺，僅以情感辭藻的語言迷宮來打動和迷糊讀者（這一點與高爾泰相同），他所強調的掙脫一切理性的感性，說白一點，就是動物性，所以我在一篇文章說過，他的理論實質上不過是在王府井高喊“大家都來性交吧”而已。他脫離開具體的曆史過程，極其抽象地談論個體、整體、人性，便沒法把問題講清楚。例如他反複說，“能否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個體，這是人與動物的最根本的區別”，什麼叫“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個體”呢？不清楚。按照他的說法，包括孔子、屈原在內的人都是充滿“奴性人格”的，那當然不是“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個體”，那他們都不是人，都是動物。這能說通嗎？這隻是舉一個例子，劉曉波的論證充滿了這種論證，這能算學術嗎？他自己說，他不考慮科學性，他也表示懷疑他的著作能否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其實不必懷疑。但人們仍不妨去欣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