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中國近現代史上曾有過三次發展經濟的良機，但可惜都錯過了。民國初年是一次發展經濟的好機會，由於袁世凱太落後，想當皇帝，結果失去了機會。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如果蔣介石不打內戰，而搞“國共合作”，發展民族經濟，是可以成為一次很好的機會，又錯過了。第三次是建國後50年代初，又是一次經濟大發展的良機，可惜也沒把握住。
不過，如果以為光靠經濟的發展就會自動地更新一切，那也是幻想。意識形態和批判的武器並不能坐等基礎改變，而仍然需要自我革新。由於中國缺少西方資本主義整個曆史時期，在社會體製結構上，在文化心理結構上，都有著中世紀傳統的巨大陰影。所以，我認為，當前主要反對的還應是封建主義。而五四啟蒙的偉大現實意義也正在這裏。
問：“五四”誠然是無法否定的。不過，否定觀點主要在大陸之外。從近年來看，大陸的主流是極力張揚五四啟蒙的，不是有人主張徹底地反傳統麼？
李：這正是我開始提到的當前思想界對“五四”認識的另一種偏見。全麵反傳統的主張，作為青年人當中的一種情緒，對現狀的不滿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全麵反傳統的主張在學理上是站不住腳的，按照目前西方“解釋學”的研究，證明人類是不可能徹底拋棄傳統的。在我看來，這種主張表麵上看似乎很激進，實際上卻是最保守的。從思想的角度說，這是缺乏知識，缺乏批判能力和缺乏麵對現實的勇氣的表現。如果說“五四”反傳統是悲劇性的，即它的片麵性具有在當時的必要性，不得不表現為比較簡單粗暴的話，那麼，當代這種全麵反傳統主張則是鬧劇性的。對中國傳統的反對和批判，在今天應該遠比五四時代深刻、具體、細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學性。而不應還停留在五四時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後革命時期的抽象否定上。包括“文化大革命”，不是也“徹底與傳統決裂”嗎？！
目前，我們已基本贏得比較長期的和平環境，國家的主權已經收回，救亡的主題已不再是主要與戰爭相聯係，而是與國家的富強從而與現代化所需要的反封建啟蒙相聯係。啟蒙與救亡的客觀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例如，與西方工業化資本主義時代相適應的近代自由、獨立、人權、民主等等，在“五四”以及以後並沒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探討，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股腦作為資產階級的破爛被簡單地否定了。今天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之下，除了重新提出它們之外，更要求對它們做具體的分析、細致的研究和理論的建設。對待中國傳統中的一切，也應如此。
真正的傳統，是已經積澱在人們的行為模式、思想方式、情感態度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儒家孔學也是這樣，它不僅是一種學說、理論、思想，而是深化浸透在人們生活和心理之中了。傳統既是這麼一種活的現實存在，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傳統常常又是集好壞於一身，優點和缺點無法截然分割的。這就不是片麵批判和籠統的否定所能解決的，而首先要有具體的曆史的分析。我認為，將集優劣於一身、合強弱為一體的傳統進行多方麵的解剖，取得一種“清醒的自我意識”，這才是擺在我們思想界麵前的無可回避的任務。我們還要在取得自我認識的基礎上，設法改造我們的傳統，使傳統做某種轉換性的創造。總而言之，絕不能讓繞了一個圈子，過了70年，卻提出了同樣的課題和“解決”辦法這種悲哀滑稽的曆史惡作劇再演下去了。
（1988年12月於廣州，原載《學術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