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麾（下簡稱“孫”）：“新權威主義”所定的目標似乎也是實現現代化，但在現代化途徑的選擇上，卻突出了“新權威”這一特殊條件，這就是依靠具有政治上的鐵腕作風的強人，自上而下地建立其權威政治，然後由這種政治“精英”設計和推行經濟現代化。這種主張有沒有合理性？其政治實施的客觀條件存在嗎？在新權威操縱之下的中國能不能實現現代化？
李澤厚（下簡稱“李”）：我看首先概念要清楚。“新權威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新在何處？許多學理上相當複雜的問題在一些文章中似乎都被簡單化、抽象化了。“精英治國”，這並不是什麼新權威，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就是精英治國。說穿了，所謂新權威隻能是個人獨裁。
那麼，在新權威主導或推動之下，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從世界曆史事實來看，通過政治上高度集權即個人獨裁的方式是可以走向現代化的，即使是在斯大林個人獨裁時期，蘇聯不也實現了工業化嗎？如新加坡、韓國、台灣地區等“亞洲四小龍”也在現代化國家或地區之列。有一個鐵腕領袖，它的好處是意誌集中、力量集中，易於迅速果斷地排除各種阻礙。所以，不能簡單地說現代化與集權政治絕不相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分析具體情況和各種曆史條件。實行集權政治、個人獨裁、建立權威主義並不必然就能實現現代化，集權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充分條件。中國現代史上就有幾次經驗教訓。最初嚴複幻想袁世凱作為強人，結束民國初年的混亂局麵而使中國富強，結果如何？後來，1945年的蔣介石，1949年後的毛澤東，都是極具權威的強人，但也都沒有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可見，不能想當然來抽象立論。
曆史充滿了偶然性。集權政治常常取決於權威者個人的個性、品質、才略、手腕、理想、眼光，甚至一時的喜怒愛憎，還有生理因素等等，其中偶然因素未免太大了。那麼，把整個國家的前景寄托在這種個體偶然性的基礎之上，把10多億人民的命運交由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個性去左右去決定，這至少說是太冒險了，同時也是十分危險的。……而且，世界上靠集權實現經濟飛速發展的國家留下的社會後遺症也不少。
從現實角度看，中國當前有沒有建立“新權威”的條件？恐怕也沒有。新權威的建立至少要一個才能經過證實，從而令人佩服的領袖人物和與之相應的某種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建築在信仰和服從之上的高強度的凝聚力。中國目前恐怕完全做不到。大家信服的鄧小平已經半退休，而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孫：你的分析，雖然簡略，卻很值得認真冷靜地思考。現在的情形是，一方麵，無論從曆史、現實，還是從理論可行性上，中國都不具有建立所謂“權威”的基礎；而另一方麵，“新權威主義”卻頗能贏得一些人的認同。原因何在？
李：這是個應引起重視的問題。說中國不具備建立新權威的現實基礎，不等於說沒有產生“新權威主義”的土壤。在目前商品經濟開始衝擊著傳統秩序，一切顯得似乎鬧哄哄亂糟糟的時候，特別是物價高漲，貧富不均，各種黑暗事物又急遽出現的時候，便使好些人——從貧苦農民到老幹部，從小市民到某些知識分子，都可能產生這種期待、思想和主張。何況，一、中國還沒有改變農民國家的傳統，農民以及小市民天真地希望“好皇帝”來“主持公道”，包公和伯樂甚至在知識界都很吃香，也說明這點；二、中國的改革的確使一部分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喪失了權威；三、總有一些缺乏獨立人格、喜歡依附權威的文人，這些並不能代表新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