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戰爭、和平與發展，李教授認為，目前世界最不穩定的地區，便是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信仰伊斯蘭教”，派係極多，恐怕是未來世界之憂。
他表示，他同意“在21世紀，基本上是種族主義與宗教主義之爭，而非階級之爭”這一看法。
李教授認為，未來世界的主要問題在於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人口相當多，宗教帶有一種狂熱性，而中國就沒有這種非理性的狂熱，這是儒家精神的理性主義。
他說：“中國強大起來，對世界會有好的影響。因為中國文化中非理性的成分較少，我用‘實用理性’來形容中國。假設這方麵能發展下去，對世界和平是有幫助的。”
（八）主張文學創作，勿受理論幹預
“在文學上，我是主張不去幹預。我常跟作家說：你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根本不要考慮什麼理論。任何理論的幹預，對創作的思維都有妨礙，即使是正確的理論。”
李教授在回答有關他對文學的主張時，明確清晰地提出他的看法，一點不含糊。
他建議藝術家應多讀書，卻千萬不要讀文藝理論。多讀各類書籍，對創作有好處，文藝理論的書籍多看反而沒什麼好處。
要藝術家創作之前事先決定要表現何種思想，在他看來是不可能的。
他表示，文學創作在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這要經過大量生活經驗和文化、學養的積累，然後奔發出來，很多古典作品都說明了這點。
因此，他說，要作家先想好一個主題才寫，完全是荒唐的，不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
（九）政治與藝術關係
話題由此進入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李教授認為，文學為政治服務，在過去特定的曆史情況下，也有合理之處。比如文工團於行軍時打快板，慰勞戰士等藝術演出，都起了作用。但他指出，如果把這種形式推廣為普遍實行的規律，就不對了。
他說：“中國的一大錯誤，就是把戰爭中成功的方法推行到各個層麵去。大鍋飯在和平時期是行不通的，因為戰爭是短期的；和平時期的生活需要休息、愛情、娛樂。”
中國目前的文學界雖是空前的蓬勃，但他認為，要產生世界水平的大作品，還要經過長時間才能確定。
（十）對新儒學的看法
在學術方麵，李教授表示，他早年受黑格爾的影響很深，曾有朋友指出，他的《美的曆程》明顯受黑格爾的影響。但他說，他當時寫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黑格爾，也沒有意思用黑格爾的觀點分析。
李教授後來寫了《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並有論文《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他解釋說，他選擇研究康德，是認為中國更需要康德學說，這是現實意義上的需要。另一方麵，有人把康德講得神乎其神，有人則把他罵得一無是處，那太不公平了。
他說，黑格爾因為沾了馬克思的光，所以評價也比較高，這給讀者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他認為，康德學說在西方哲學上，是關鍵性的轉折點，實際上地位比黑格爾高得多，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
李澤厚教授也在訪談中談到了他對新儒家的看法。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裏評析了四位現代新儒家。李教授表示，他和新儒家一樣，認為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但他不能讚同新儒家的一個基本觀念：認為隻有孔孟程朱陸王才算儒家。
在他看來，荀子、董仲舒、康有為等都是儒家。他說：“按照新儒家的看法，隻有講心性、講純粹哲學理論的才算儒家，才是中國文化主流，認為中國文化就是道德形而上學，我覺得這未免太狹隘了。”
（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1988年3月13日，采訪者為該報總編輯黎德源、新聞主任林任君，筆者趙慕媛。原題為《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李澤厚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