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民推行道德思想時，必須避免讓政治道德化。
因為政治一旦道德化，便很容易走向一種道德狂熱主義，其結局便是類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浩劫。
中國著名思想史及美學學者李澤厚教授強調，人類光靠道德不能成就一個社會，政治必須法治化，換言之，必須先搞好法律及民主製度，才能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從事道德建設。
東亞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澤厚教授，昨天在“我所理解的儒學”學術講座上回答聽眾提出的問題時，特別強調這點。
57歲的李教授分析了中國實踐的馬列主義，與現代新儒家在理論傾向上近似的地方：現代新儒家講求道德形上學，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也發揚“大公無私”的革命道德主義。
他表示，現代儒學要應付的挑戰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在這方麵，儒家的外王之學仍有強大的發揮潛力。
他在回答聽眾的問題時說，儒家中道德成分的永恒價值是肯定的，但在具體環境中應該有不同的適應情況，比如人情味和強調人際溝通，可以調和現代社會的冷漠感，但卻不應影響工作效率及法律和製度的運行。
（一）隻宜情感上敬老
此外，尊老敬賢是一種美德，卻隻宜在情感上敬老，而不應該把這種情感轉化為製度，以為老人占領導地位便可以解決問題。
被中國知識分子譽為學術界領袖的李澤厚教授，在演講中提出了他研究儒學所麵對的問題和見解。
他說，“儒學”在學術界常引起情緒反應，或徹底支持，或激烈反對，都是其他學問不常見的現象。他認為，這種情緒是不同人在不同現實中的反映，把自己無意識或下意識的感覺意識化，也就是盲目非理性的態度。
實際上，他表示，儒家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早已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儒學具有探討的意義。
李教授提出“儒學”、“儒家”或“儒教”，向來在含義、範圍和內容上的概念模糊不清。他認為，因時代、地域和條件不同，不同時期的儒家就有不盡相同的學說理論，即使孔孟之間，在思想內容上也是有差異的。
在談到內聖外王之道時，李教授認為，孔子由禮歸仁，是中國思想上的一大突破；上古時期中國氏族社會發展特別完善，是產生孔孟之學的最重要條件。
而儒學建立在血緣關係的基礎上，也正是儒學較其他學說更具生命力的原因。
李澤厚教授也指出，先秦、兩漢、宋明以至現代儒學都一直在變化中，不變的是一種樂感文化和韌性精神。
（二）中國人是樂觀民族
他進一步解析指出，兩漢時期董仲舒等學者完成了儒學從個體進入到從宇宙自然出發和轉化，將天地自然情感化而使中國人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曆史觀渾為一個體係；同時倡導教化，使中國上、下層社會之間的隔閡不大，個人身體力行可達天人感應的境界，因此中國人基本上是樂觀的民族，很少有徹底悲觀主義出現。
他認為，董仲舒提出天命觀使中國的製度和思想形成一個完整體係，並且早在2000多年前就能以樸素的方式表達“天人感應”那麼複雜的觀念，是了不起的成就，應給予正麵的評價。
這項吸引了近兩百人出席的學術講座，由東哲所所長吳德耀教授主持。
（三）儒學與新加坡
李認為，科技的進步及社會的繁榮，並不意味著道德水平也會自然地提高，在道德層次的提升上，儒學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國著名美學及思想史家李澤厚教授就“我所理解的儒學”一題，發表了他精簡的演說。
他指出，新加坡在經濟建設上已有一定的基礎，但是在人情世故方麵卻還有待加強，諸如敬老、禮尚往來等源自儒學的觀念，新加坡人應該維持並加以發揚光大。
在談到何謂“儒學”時，李教授指出，至今儒學仍然沒有一個劃一的定義和範圍，有些人僅把儒學當作一門哲學看待，但有些人卻把儒學提升成為一種宗教，意即“儒教”。
李教授認為，儒學源遠流長，它本身幾乎就是中國傳統的化身，在五四運動中，就算是最激烈的反孔孟分子，本身也非常傳統化，即是非常有“儒家味道”的。
李教授也指出，儒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本身有很大的伸縮性，因此在研究儒學時，必須先把時空的問題弄清楚。他舉新加坡為例。他說，在新加坡所強調的有關儒學的重點，並不一定就適用於中國，反之亦然。
（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1987年10月19日，筆者趙慕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