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寫雜文也是一種榜樣。他寫雜文而不搞文學史，不少教授學者是看不起的，報屁股文章，那算得了什麼，但他以為寫那些東西，對年輕一代更有好處，曆史責任感驅使他這樣做。
杜：你這番話是否說，學術研究的目的，除了是求真外，也可以加上時效的考慮，反正50年後可以搞的研究便無須現在去搞。依你看來，在未來數年，最有時效的研究工作是些什麼？
李：我還是做我這些，我看學術還是多元化發展好，不要強求一律，有些人就可以做書呆子，完全不過問政治，兩耳不聞窗外事，專門去搞聖賢書，去搞考證等等，中國需要一些“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人。但另一些為人生而藝術而科學，比較熱心政治，喜歡發表議論，那也很好，所以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主觀條件及客觀條件，個人的興趣、氣質等等來選擇，來決定。社會是複雜的，社會需要也是複雜的，所以應該多元。不要大一統，隻有一條路可走。資本主義是多元化的，社會主義也需要多元化。
杜：你積累了30多年在多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當然有更進一步的研究計劃。我了解你是做了再說的人，但可否破例一下，先透露一下你的計劃才動工嗎？
李：假如我還能活10年的話，希望10年後寫本哲學書。我對美學的興趣，也是在哲學方麵，因此沒打算去研究一些具體的美學問題，如審美心理、藝術史、電影、舞蹈等，我不可能逐一研究。老實說，在“文化大革命”到70年代之間，我擬了九個研究提綱，現在隻寫了四個，還有很多東西可弄，不過，一個人並不能做多少，我仍然期望青年一代。他們能夠做，我就不必做了。
杜：你主張的“西體中用”，嚐試從“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兩個框框突破而出，卻受到兩麵夾擊。你倡議借取導致西方富強民主的社會生產模式，包括科學、技術，以及相應的經濟政治理論、科技文化理論、價值觀念等等，運用到中國來，但並非全盤硬套，而是按中國的國情及傳統，進行轉換性的創造。可否以現在最常談及的民主化問題為例，解釋怎樣“西體中用”？所謂“轉換性的創造”又是什麼？
李：我的“西體中用”論近日又被公開點名批評，看來我又要迎接挑戰了。我沿用“體”、“用”兩個字，因為它們還有生命力，語詞的意義就在應用之中。這兩個字的含義，須作新解釋。所謂“體”，就是根本、實體，就是現實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它是指社會存在，其中包括科學及技術。
至於怎樣運用到中國，就需要轉換性的創造，這是項艱難工作。例如，怎樣推行民主化？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特點，就是社會政治思想占有最突出地位，其他如文學、哲學、史學等，都依從及服務於它。它結合傳統，演變成把政治化為道德，所以老是搞整風運動、搞思想改造，強調修養，正如新儒家強調修身、強調內聖之學一樣。強調“鬥私批修”，強調公與私的鬥爭，林彪講得最徹底，什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這不是“西體中用”，倒恰好是“中體西用”，現在應該是倒過來的時候了。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把政治變成法律，才能使民主落實。中國太缺少法律製度，可算是封建性的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官僚主義，它們是法律多如牛毛，條目繁細，而中國卻完全沒有，全憑長官意誌，領導人說句話，批個條子就辦事。
中國的問題，一是沒有法律，二是不遵守法律，例如，修改憲法是頭等莊嚴大事，不能老修改，但現在卻居然連黨大還是法大都未搞清楚。因此我主張要把政治變成法律，再考慮中國哪些好東西可以吸收，把現代化的經濟管理、政體、製度、規章、法律，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一番創造。其中也特別要倚重大量的社會科學研究，對中國的問題進行具體探討。在西方非常發達的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在中國卻不發展，這是很不利的。
杜：究竟如何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
李：很簡單，首先，翻譯，二是研究，再說其他。寫一兩篇文章討論西化問題，我看意思不大，不如多做具體研究。一些外國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都搞得很具體，如一個省或一個區域。
杜：1997年臨近，很多人打算離開香港，移民到其他地方，國內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如閣下也有機會到國外定居，但卻沒有這樣做。何解？
李：我全家現在都在新加坡，1982年我也到美國去過一年多。但我並不想在外麵留下。我是中國人，在國內更有意義。我寧願在國內出書。錢少，但更有意義，因為至少看的人多，對青年更有幫助，一個人隻能做那麼一點事情。有個學生對我說，人活得真沒意思、無聊。我回答說，人生就是這樣，你不能去自殺，活著就得找點有意義的事做。盡管在國外生活不錯，待遇也不差，卻沒有多大意思，若是留在美國，它多一個教授而已，這算什麼，你對那個國家能起作用？
杜：你關心的既是人類的命運，在國外可了解更多情況，對你的研究，以至你對人類的貢獻，也許有更大發展。這會是一個誘因嗎？
李：我感到最悲哀的是，年紀太大了。我若再年輕的話，能像朱光潛先生那樣在歐洲十年八載，那該多好，但現在不可能了。我倒希望日後能到處走走，了解一下，但立足點還是中國。即使從人數看，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的命運，到21、22世紀時，會越來越關係著影響著全世界全人類的命運。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87年9月號，台灣《文星》雜誌1987年12月號，原題為《李澤厚怎樣走上獨立思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