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跟上代人很不一樣，是很令人鼓舞的現象，這也是不可抵擋的力量。所以我說“現在是年輕一代顯示自己力量的時候了”，他們大都是研究生，懂一至兩門外語，有些還在國外留過學，一般都是三十幾歲，最年輕的一批是二十幾歲，都相當不錯。這批人人數不少，將承先啟後，對中國未來起很大作用。至少我希望如此。
杜：你替自己定下一條研究方針，就是不搞專門的題目，而專挑一些大題目去做。按照這個方針，你下一步有何研究計劃？
李：我從來不大願意談自己未來的計劃。我一般都是做完了再說。記得小時候聽父親說過四種有關國民性的態度，第一種是中國人的“說了不做”，第二種是英美的“說了就做”，第三種是日本人的“做了再說”，最後一種是德國人的“做了不說”。這說法大概沒有什麼根據。但這四種不同態度卻確實存在。我想自己即使做不到最後一種，也應向第三種態度（做了再說）看齊吧。我的好幾本書出版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倒不是故意要隱瞞，這隻是種習慣罷了。但也有一些具體原因，如總有一些人要搗亂，你的書、文章即使寫出來了，也總有人要搗鬼，使你發表不了，出版不成。我有過這種經驗，所以更不願意說了。
杜：你的文章不乏有洞悉力的觀察和分析，但這些見解還未見進一步發展，例如，你指出中國近百年曆史發展的規律、因素、動力、傳統等，特別在意識形態方麵，直至今時今日，依然發揮很大作用，你甚至慨歎說：“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塵垢阻撓著社會的前進。”又如你指出中國近代思想的焦點是政治社會理論，結果是將政治看成是至高無上，掩蓋了其他的價值，也令其他學科無法取得獨立發展的餘地。這些都使我深受啟發，不知在這些方麵，會否繼續研究，進一步深化認識？
李：我隻能講這麼多，再跨進一步就出版不了了。我采取的是“邊緣政策”，隻講這麼多。
杜：你提出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論點，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革命的哲學、理論，它的意義更在於它是建設的哲學、理論。由此，在1949年後，無法將這套革命的、破的哲學轉化成為建設的、立的理論，是否是導致中國出現如“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的部分原因？如果是，這方麵的研究不是很有意思嗎？
李：這不僅是中國，就是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現在應該從根本上改變馬克思主義隻是革命理論、批判理論或階級鬥爭理論的看法。毛澤東說“不破不立”，其實破並不等於立，也不能代替立，有時立了才能破。因為不管怎樣，革命也好，戰爭也好，階級鬥爭也好，它隻是一個曆史時期或階段而已，從人類曆史整體來看，建設是更根本更主要的，不管是物質建設，還是精神建設，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則大有可為，否則沒有出路。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思有很多豐富的思想，他自己和別人後來都隻發展了原來思想的一個方麵，例如隻大講無產階級革命。這很難怪，這是當時的需要，正如抗戰時強調打日本，強調軍事鬥爭，軍隊裏就沒有多少民主、自由可講，戰爭是所謂“非常時期”，一切都受限製，但我們現在已不是打仗時期，我們要準備把整個中國和人類建設好，就應該從這個整體角度來考慮問題，指出一個方向。光批判不能解決問題，應該要大講正麵建設。
杜：你曾說鏟除封建殘餘，是當今最重要的課題。按照你上述注重建設的觀點，該怎樣去建立一套文化，以取代而並非單純批倒封建殘餘？
李：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剛才主要是從整體、整個人類方麵來看，當然對於封建主義一定要批判，但這也不是簡單的否定，而要做嚴格地分析，這就可以與建設結合起來。例如儒家之問題，什麼叫儒家？什麼不算儒家？首先便要分析。隻憑簡單的否定，不能解決問題。
杜：批判與建設有著微妙的關係，依你看來，兩者是並舉的。可否以近代的進步思潮為例，它們正如你說包含著合理及不合理的成分，究竟如何在批判的同時，重新建構新思潮？
李：舉個例子，到現在為止，國內的大學生、研究生都非常關心政治，這在世界上，除了紅色的60年代，是少見的。中國則從“五四”開始，不曾斷過，北大就這樣。這與中國傳統就有關係，中國傳統就是要求士大夫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古代，這是“盡忠報國”，報效皇帝，這有好的方麵，也有壞的方麵，很複雜，要仔細分析。但現在好些文章才占報紙半版篇幅，或一本小書才幾萬字，就似乎把中西文化的優劣異同都講完了，那未免太簡單了。中國人多，如果有500個人，專門研究500個小專題，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從衣食住行到風俗迷信，寫成500本書，在此基礎上再來探討傳統與現代，哪些好，哪些壞，那不會更科學更可靠些嗎？
杜：你打算朝這個方向發展嗎？
李：我也想搞這種研究，甚至去編年譜，可是好些人勸我不要這樣做。我想如編好一個年譜，50年後可能還有用，可是我的一些文章，幾年後也許就沒人再看。但我又想，幾年後沒人看也沒關係，現在有人願意看，覺得對他們有用處就成了。我不求什麼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