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麼，紅衛兵運動能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嗎？
李：從反傳統這一角度看是可以的，國外就把兩者相提並論，聯係起來研究。因為其他文化中很少有如此激烈的徹底否定自己傳統的。我們許多研究總喜歡先做價值判斷，例如先認定“五四”不能與“文革”類比，因為一個是進步的，一個是反動的，其實可以先做現象的對比描述和研究，因為在反傳統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在表麵現象上有相似的地方，這便可以先做描述對比，分出層次、結構來，再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後再做總的價值判斷。像自然科學做研究工作那樣，一步一步，邏輯性很強，隻有這樣，才能把問題引向深入。許多東西沒搞清，先忙於搞評價，有什麼意義呢？
記者：談到研究工作，我們很想從你的經曆中獲得一些教益。你的幾本書，尤其是《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看後收益很大，啟發很大。聽說你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已發稿，在你的書中，從曆史的演變中強烈地感到一種對現實的思考。這是否與你提到的中國文化結構的實踐性有關？你能否就這方麵，以及如何做學問談談？
李：謝謝你們。如果我的書能得到你們青年的承認，起一點作用，對我便是最大的欣慰。至於是否與實踐理性有關，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研究過我自己。現實感強可能與我的性格有關。記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後記中談到，活著就寫這個時代應寫的書。前後50年都可寫的書，可以由後人去寫。至於做學問，別人談了許多了，我也不想多說了，我剛出了一本書《走我自己的路》，那裏談到一些這方麵的問題。
記者：你在大學一年級就已經寫出了像《譚嗣同研究》這樣高質量的論文。當時你很年輕，但文章中顯示出你很成熟……
李：沒有成熟，還是很幼稚的。隻是我在學術上始終不盲從。當時我就把一些名家暗自掂量過，並和自己的思考程度客觀地比較一下，這樣心裏就有數了。這裏我想附帶說一點，現在某些年輕人似乎在模仿我，好寫大而無當和宏觀議論的文章，我深以為不妥和不安，我願引嚴複的話：“學我者病。”其實我個人在開始時，也隻是做康有為、譚嗣同等具體人物和思想的個案研究的。我這幾年一直強調微觀、實證，也是這意思，雖然我自己沒法去做了。
記者：那麼如何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呢？
李：這需要長期的多方麵的訓練，其中正確的思維方式很重要。思維首先要清楚，然後才能談到正確與否的判斷。對問題何在或一個問題有幾個方麵等等，都應該思考清楚，什麼有道理，什麼沒道理，哪些道理論證得充分，哪些道理不充分，不能模模糊糊，籠統一片，不能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所以我總以為，搞社會科學的要學點數學和自然科學，它們要求一步接一步，跳躍不行，差一點也不行，空說大話沒有用，這就培養了細密的思考和論證方法。好些學文學的就不習慣這個，經常喜歡模模糊糊，這對文藝創作有好處，對搞理論包括文藝理論和批評則不然。所以，我在一次會上開玩笑說，應建議寫文章的人再複習一下初中學過的平麵幾何。
記者：你剛才強調做研究工作關鍵是不盲從，那麼你在選擇譚嗣同作為研究對象的起點時，是如何思考的？
李：這個選擇倒是很偶然的，現在看，當時這選擇是一個錯誤。我在《我的選擇》的文章中談過，這裏不重複。可以補充的有兩點，一是搞研究要用第一手資料。我在搞譚嗣同和康有為時，看了大量的線裝書，做了許多卡片，不用什麼資料選編，不讀第二手材料；第二是，我當時獨立搞研究，這研究與當時政治和政治運動也沒聯係和關係，似乎沒有什麼用處。同學們看了很奇怪，因為沒人這麼幹，於是說我是“隻專不紅”，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就是那個意思。當時有位團幹部批我批得很厲害，我也不管他，讓他批，我堅持幹我的。如今他也沒話可說了，雖然見麵仍有些氣呼呼的。
記者：搞社會科學的，最主要的基礎是哲學嗎？
李：不，我認為是曆史。其次是哲學，而且主要是哲學史。特別是一些能使人變得聰明一點的哲學原著，像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很薄的小冊子，卻是一本好書。
記者：現在有人又提出加上社會學，你認為如何？
李：我認為社會學是一種知識性的學問，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社會，但對加深人的思維作用不大。
記者：你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發表後，你預備再搞什麼研究？
李：美學方麵的賬還很多。但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從美國帶回好些書，一直沒讀。具體的就不講了，我不習慣講計劃。
記者：李老師，今天打擾你了，謝謝你。
李：不用，這是套話了。每個時代的青年人，任務不一樣，社會在前進，希望你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不必急躁，但要堅持。我以為韌性精神也是我們民族的美德，希望在現代新環境中發揚光大。
記者：謝謝！
（198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