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衛兵是很重要的一代，他們突出的特點是反封建，還有一些別的，這我已講過了。沒講的是，這一代也有一些缺點，例如，實用主義，由於缺乏信仰，看破了一切，常常一切以對我是否有利來衡量論處，不再相信有客觀的、應該普遍遵循的原則、公理。沒有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真誠、老實、善良。當然，也沒有我們這一代的愚蠢、蒙昧、狹隘。盡管如此，我仍然以為他們這一代仍是中國的希望，是應該有所作為的一代。幾年前，我同國外學者爭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年輕一代是“毀掉的一代”，而我們這一代是中國的希望。我告訴他們，恰恰相反，我們這一代是沒有多少用了，中國的希望恰恰主要在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身上。
記者：從目前的狀況看，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形成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對於中國的社會進步，將通過怎樣的途徑去發揮作用？
李：是的，中國目前知識分子還沒有形成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這個原因說來也很簡單，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知識分子吃飯要靠政府，於是便常常要受各種科長、處長、局長以至部長的氣，受他們的壓。如果企業有獨立性的力量，你不給我飯吃，企業可以給我飯吃，知識分子便可以放心大膽地做企業和企業家的代言人。這便具備了多重選擇的可能，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就加強了。但是現在企業還沒有自主權。這類問題很複雜，還是體製問題。盡管如此，當代知識分子已經比以前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曆史使命，吸取前幾代知識分子的教訓，去做大量的、具體的，具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比如說，輿論就很重要。一份報紙、一份刊物，通過很少的版麵，盡可能發表一些好文章，針對實際問題，進行具體描繪、反映、評論，打擊封建官僚，實現人民民主，維護法製，保護人民，一點一點去做，逐漸擴大開來，便能監督社會，牽製政治，促進中國的進步，這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這同時又是一些很具體的事情。這比成天喊叫一些大而化之的問題，作用大得多。現在和五四時期不同，當時有很多問題不清楚，而現在問題已比較清楚，更需要的是踏踏實實地去做具體的事情，應該研究怎麼去做。所以我提倡“漸進”、“改良”，而不讚成“革命”、“空談”。
記者：但是，中國以農村為主的廣大基礎還處於相當落後的地位，這與我們的追求有相當的差距，啟蒙的任務還很艱巨……
李：廣大的農村是很落後，但是，它們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接觸過一些農村青年，他們辦企業，搞科研，有的成為企業家，大大推動了農村的變化。他們當企業家，整個生活方式、生活內容以及行為模式，思維習慣等等都在變。馬克思講的有道理，經濟畢竟是基礎。你說啟蒙任務，它的確是一個大任務，但同時又是由具體工作組成，我們要踏踏實實去做這些具體工作，而不是隻停留在大名詞的討論上。我佩服魯迅，他從前期的國民性一般批評轉到後期致力於具體問題分析批判，戰鬥性更強，更深刻。我們現在好些分析差得很遠。罵得痛快容易，但分析就不容易了。
記者：在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往往會遇到許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阻力，推進很難，但是，觀念的變化，又需要經濟基礎的發展，這裏存在一個因果循環，因此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你的看法呢？
李：改革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幾個方麵同時進行，因為社會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隻改革一個方麵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關鍵是體製的改革。推動改革的力量也有形成的趨勢。有企業家的力量，農民的力量，知識分子的力量。我是主張青年知識分子去經商，當企業家，也可以進入政府部門去做官，但注意不要被同化掉了。這樣，各在不同崗位，你擠一點，我擠一點，積少成多，大門就被擠開，中國現代化的洪流就容易形成。當然這要進行長期艱苦的努力。隻要我們堅持經濟上、文化上的對外開放，進行科學技術、經濟的廣泛交流，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在這種頻繁的交流中，形成和世界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明的牢固的、割不斷的聯係，那麼，就能逐漸形成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等代表先進的文明和先進的生產力的獨立力量。
記者：這使我又想起，你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的《孔子再評價》中提到，也許到21世紀，中國文明將成為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對此你很樂觀嗎？
李：不樂觀怎麼辦？要生存下去還是樂觀一點好，悲觀，又不能去死，當然，也可能在悲觀中產生某種英雄主義。從整個曆史來看，我們這個民族的素質還是不錯的。在人類文明中，到目前為止，除中國外，其餘的幾大古代文明都消滅了，某種意義上講，這反映了中國文明的強大生命力。傳統是個存在的事實，有些人激烈地反傳統，從他們心理過程、價值判斷、行為模式上看，卻又都是傳統的。魯迅那麼反對傳統，他對他的母親很孝順，典型的中國傳統。胡適對妻子也是這樣。傳統的力量是很大的。中國文明傳統的延續，本身就在這種傳統與反傳統中進行的，外國人很奇怪隻有在中國產生五四運動和紅衛兵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