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已說，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取得了勝利，這場勝利是通過一場實質上的農民戰爭獲得的，因此在這過程中就把中國封建主義的一些東西，封建小生產者的意識也帶進馬克思主義，應該清醒地反省到這個問題。本來馬克思主義像《共產黨宣言》講的，社會的自由發展是以個體自由發展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高度強調，至少在理論上強調個體的獨立、自由是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共產黨宣言》講的。
國外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亞裏士多德主義，就是說它強調個體。但是我們這裏變成集體了，如剛才說的，個人都沒有了，都是作為集體中的一分子，都是螺絲釘與齒輪，你跟著轉就是了，你根本不要腦袋，隻是馴服工具，這不是馬克思的原意。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相結合的壞的方麵。當然，我們應該曆史地了解問題，這在當時的戰爭場合下有它的理由，不能責怪。因為中國革命是長期的武裝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打仗，軍隊裏當然就要求人是齒輪和螺絲釘了。軍隊裏不能強調自由、平等、獨立、人權，上級要求去打敵人，下級不能拒絕，戰場上說人道主義，彼此不開槍，行嗎？那是不行的。在戰場上，敵人就得殺，那沒有什麼人道主義。軍事鬥爭強調的是集中，強調的是紀律，強調的是下級服從上級，強調的是統帥意誌、絕對服從，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我覺得對什麼事情都要有個認真的曆史的理解，那時在延安反對個人主義，強調政治標準，有它的曆史背景。但是遺憾的是1949年以後，我們對這個問題，沒有很好地在理論上進行反省，以為戰爭那一套經驗，和平時期應該推廣到全社會去，這就造成極大的誤會。總以為那一套是法寶，不知道到和平時期應該有另外一套。現在我們還有不少的軍事語彙保存在日常語言中，一開會就是文化戰略，什麼戰役、製高點、突破口等等。兩軍對戰也搬到學術裏麵來了，哲學上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軍對戰，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就是一分為二，都是簡單的軍事鬥爭的模式。不是好的就是壞的，不是資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社會是多樣的、複雜的，用軍事方式簡單地劃分，會帶來很大惡果，我們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人從理論上好好地研究這些問題。所以，1958年的時候，毛澤東還想向全社會推廣供給製。我們習慣並喜歡平均主義大鍋飯，不都是因為當年戰場上覺得很有效的緣故嗎？夏衍同誌寫了本書叫《懶尋舊夢錄》，有一段講得很好。夏衍同誌是個文化人，30年代老黨員，在白區長期鬥爭過。他講解放後，他對一切感覺不習慣，生活方式不習慣，也覺得很有意見。他講原來在上海，在重慶，在香港的朋友，都叫名字，稱兄道弟的，但解放後他成為重要的負責人了，便都不叫他名字了，叫他部長。他開始聽時大吃一驚，怎麼要叫我部長呢？出門必須帶警衛員，不帶還不行，因為上級規定這是製度，必須上下有別。開始他感到很不習慣，疑惑不解，這就是新社會？大概是以前我這個人資產階級思想太嚴重，新社會就必須有這種格式？後來慢慢地就習慣了。一個長期受過西方文化熏陶，接受了現代觀念的人，經過這場革命後，反而被這場革命吃掉了，異化掉了。像這種情況，到現在為止，不是還存在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來好的方麵，也帶來了封建小生產的東西。今天我們要搞馬克思主義，就要反省曆史，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才能取得新的進展，否則沒有希望。
問：你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嗎？談談你們和我們兩代人吧。
李：很抱歉，我不知道我意識到沒有，這要大家來評論。我隻是想，“為王前驅”，就是為“王”開道、掃地。“王”是誰呢，就是大家、列位，就是年輕的一代。我很早就講了，在1976年，“四人幫”剛剛粉碎，有人說，這一代“知青”不行了，沒知識，是空白，垮了。我跟國外學者也爭論過，還在文章裏寫過一段。我認為希望在這年輕一代。我講這一代在自然科學方麵要做出很大成果，是比較難了，因為時間確實耽誤了。但是在文學藝術上，在社會、人文領域裏麵，以及在將來的領導工作崗位上，應該是他們的天下。我是1977年在一個大學裏講的，以後在刊物上公開發表過。而我的使命，就是為這一代做一些我能夠做的事情。我如果做一些對他們有什麼好處的事情，那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我覺得我的使命就在這裏。
我這兩年則認為，現在是年輕一代顯示自己實力的時候了。因為1978年到現在也七八年了，現在看來情況很清楚，再過三五年，會有一批年輕人出來，將由他們來占領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這是不可抗拒的。我因此遭到我的同輩或者上一輩的人的誤解，那也沒什麼關係。我們這一代是最倒黴的一代，很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現在很多人都要占據要職，他們都是什麼主任哪，什麼長啊。而我們這一代的知識結構和知識質量以及眼界寬廣度都是非常可憐的。
我們成長在50年代，學的蘇聯模式，老實說，學蘇聯也沒學像。蘇聯那時是斯大林時期或者斯大林剛剛死去那一時期，我們沒讀什麼書，根本沒什麼知識，學的都是些條條框框。而且我們這一代是懺悔的一代，我二十幾歲，剛剛進大學就遇到思想改造運動，我有什麼好改造的？我早就冒危險偷偷地學馬克思主義，改造什麼呢？改造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今天沒去掃地啊，不喜歡上課啊，等等。這也是我反對新儒家的一個重要原因，新儒家就喜歡老講這個東西，“三省吾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懺悔嘛。老是修身，老是修養，總想變聖人，“七億人民盡舜堯”（毛澤東：“六億神州皆舜堯”）。一講就是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犧牲自己，但是培養了大量的偽君子、假道學。這很不好。我們不需要這種道德。西方隻要求你做個守法的公民，它要求得很具體很簡單，你也能做到，這樣反而把社會道德搞得比較好。我們現在宣傳不要隨地吐痰，不要亂穿馬路，其實他們早就歸納成法，並且有法律製裁，包括新加坡也是華人社會，你真的違反了，它重重地罰你，所以大家都規規矩矩的，社會道德反而好了。你老要求人家修身，做聖人，那是搞不好的。講得最漂亮的經常就是最不可靠的。他不講呢，倒的確有些好的。……那些唱高調的，我總是打個問號，懷疑。
兩代人的問題我很感興趣，在你們這代中到底還能分出幾代，在你們中還有“老三屆”、“新三屆”，他們自稱也是兩代。“代”這個劃法就很難，到底劃幾代，是三代呢，還是四代？當然任何一種劃分都有牽強性。文學藝術是最敏感的，如前幾年流行的《公開的情書》、《晚霞消失的時候》，跟現在流行的《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就大不一樣，似乎確有“代”的不同。前麵一種還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他們很多是經過紅衛兵運動的，帶著一種痛苦的思索，經過彷徨，經過各種衝擊以後還想去追求某種東西，不管他是追求宗教也好，或者追求真正的愛情也好；而後麵一種卻嘲笑追求，提出追求人生意義本身便無意義，一切都是荒謬的無聊的。
今天青年人中有的主張應該有使命感，去追求某個東西；有的人則覺得不需要去追求，每個人隻顧自己目前的生活，整個社會就會好起來，不需要那麼多的理想主義，我就想個人怎麼發財就行。這是兩種不同的態度。在我看來，你們都是一代，但確有不同，這些問題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思索。參與就是不參與，不參與也就是一種參與。有些地方，像廣州，根本不管什麼政治，我就是講究實用，我怎麼發財，怎樣搞家庭電氣化，管你什麼政治不政治，這到底是好傾向還是壞傾向？很值得研究。中國青年人最熱心政治，美國青年可沒那麼熱心。是不是不過問政治、不關心社會就是不好，這需要做些具體的曆史的分析。年輕人一腔熱血，要報效國家，“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中國儒家傳統，有它好的方麵。但與之相反，也不一定就壞。這裏麵有很多複雜問題，千萬不能簡單化。
當然，我剛才講的這些話，我們這代人可能要罵我，你怎麼說我們這麼沒出息。但我的確很羨慕年輕人，我再年輕20歲多好，但這不可能。失去的就失去了，不可彌補，最好的年頭我們都在鄉下勞動，不讓看書，那時想學外語都不允許。非但不許，還要做思想檢討，檢討資產階級思想和個人主義錯誤。那個時代過去了，所以我非常羨慕你們，但已經沒有辦法了。這就是曆史，曆史不是那麼仁慈的，曆史常要犧牲很多人才能前進。但是我們希望我們付出的犧牲能換得一些東西，我們付出的犧牲能認識到一些東西，為了以後少做一些無謂的犧牲。馬克思講，最大的節約就是時間的節約，我們的時間浪費得太多，損失的確太大了。
問：請談談薩特的問題。
李：我請問大家，讀過薩特的哲學著作沒有，薩特的基本哲學著作現在沒有中譯本，所以我認為“薩特熱”所表現的不是說對薩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薩特傳來的那點信息所造成的。對這個問題可能要分開看。其一，中國“薩特熱”的原因和它反映了什麼；其二，對薩特的哲學怎麼看。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很清楚，正像我剛才所講的，“四人幫”倒台以後，一些問題又回到“五四”時一樣，薩特強調的一些問題，大家產生興趣。很清楚，特別是經過“十年”苦難，人們要強調自由選擇，強調我自己決定。這當中我覺得有很多可取的東西，有很好的東西。
我在一些文章裏說過，哲學研究什麼？哲學研究命運，人類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你個人的命運是由你自己去選擇去決定的。此外，曆史到底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現在太強調必然性，其實，每個人都參與創造曆史，每個人的前途是自己決定的，你自己負責任。因此，強調個體意識並不是壞的。至於薩特哲學本身，我喜歡薩特這個人，他的哲學我並不太喜歡。我不喜歡海德格爾這個人，但對他的哲學更喜歡一些。我認為薩特的哲學比較淺，例如，薩特對死亡的看法比海德格爾就要淺得多。死亡的問題是個很大的問題，每個人隻能活一次，你時時刻刻意識到你會死，才能把握住你生的價值、活著怎麼辦？死是不可避免的，是別人不能替代的，這的確是獨特的問題。剛才講到的自殺問題，死在於生的把握，這些很深刻的問題，不是我簡單幾句話能講清楚的。存在主義現在高峰早已過去，但是從世界意義上看，海德格爾到現在為止還是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薩特比他要差一些，但薩特人格非常可愛，比海德格爾強多了。
問：中國為什麼不能出偉大的哲學家？
李：講偉大要看偉大到什麼程度。就西方說，從柏拉圖到現在，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屈指可數的。薩特、羅素恐怕都不能算是偉大的哲學家。也許在座的將來會出偉大的哲學家，我希望這樣。
（1986年5月23日，杭州，原載台灣《中國論壇》1987年第2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