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也與社會發展有關，因為中國沒有進入近代資本主義，它沒有獨立的自由職業者，沒有什麼醫師、工程師、教授、律師等等。這些人不靠政府，不靠官僚，有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這是社會原因。在我們這裏，把個體都納入一個關係的係統裏麵，人隻是這個關係的部分，人沒有自己個體的獨立形式。你的私人生活、私事，別人也可以幹預。我們見麵就問：“你吃飯沒有？”“你到哪裏去？”其實你問我吃飯幹嘛？你問我到哪裏去幹嘛？我問你到哪裏去是表示友好的，是對你的關心，已經變成無意識的習慣風俗了，大家都這樣說，可是外國人聽了會覺得你無權管我這麼多的私事！這在大的方麵，就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各方麵，即通過行政手段，用政治幹預各個方麵，一直幹預到你的私生活，這是小生產的必然產物。這些現象，都反映在儒家思想裏，它便有這樣一個曆史的現實基礎，而這些新儒家是沒有說的。
此外，關於反傳統的問題。五四運動這麼激烈地反對傳統，在外國人看起來也是奇怪的。歐洲文藝複興也好，宗教改革也好，啟蒙運動也好，它都沒有這麼徹底地反對自己的傳統。他們很多東西是在上帝的旗號下進行的，包括文藝複興。文藝複興畫了聖母像，聖母看來像美麗的少女，但她仍是聖母。所以外國人很奇怪，中國這樣激烈地拋棄傳統，打倒孔子，連漢字都不要，這在世界其他文化中沒有發生過，一些人在研究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新儒家也沒有談到。其實，這種徹底批判傳統的思想和做法恰恰也是中國的傳統。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比較開放的民族。我昨天講到，保留唐代的東西最多的是日本，不是中國。我記得50年代初，我在北大上學還穿過長袍，當時，學生穿長袍在北京大學是很普遍的事，可沒兩年，大家就都不穿長袍了，長袍穿了幾百年，幾年間就幾乎全都扔棄了。現在如果穿長袍，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中國接受外來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封閉。魏源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撰寫《海國圖誌》，《海國圖誌》後來翻譯到日本去了，對明治維新有幫助。武則天墓前都是外國形象，什麼鴕鳥之類的站在那裏，並不害怕。我記得漢武帝托孤的大臣，其中一個是少數民族，他給他很大權力，就像美國信任基辛格一樣，其實中國早就有這個傳統。印度的佛教輸入後，中國梁武帝把它定成國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佛教的地位比孔子要高，孔子隻是釋迦牟尼的學生。我們接受馬克思也很順利，天安門掛四個外國人的像，也沒有覺得什麼不好，這不是也都容易接受了嗎？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像新儒家和激進青年所共同認為的那樣封閉堅固，這些方麵恐怕要做些具體的分析。
下麵談談新儒家在國外文化界的影響。老實講，新儒學在美國或者在歐洲是很小的圈子，不要以為外國人好像在等待著中國的儒學福音來拯救他們。外國人包括學術界，除了搞中國學的學者外，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遠不如我們中國學術界對他們的了解。他們也許知道老子、孔子、毛澤東，知道鄧小平，後兩人是作為政治人物被知道的。你要問他魯迅是誰，不知道；《紅樓夢》是什麼書，不知道，那就更不要說其他了。這不是一般人，包括學術界，當然他們不是搞中國學的，搞中國學的自然知道，但一般的知識分子是不知道的。為什麼不知道？不需要知道，就好像我們不必一定要知道非洲、南美哪個國家中的某些思想文化一樣。因為我們中國存在對他沒有什麼關係，不直接影響他，他管你幹嘛。
西方文化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強大的生命力，這點要充分估計到，正像西方經濟有強大實力一樣，這點不能低估，不要夜郎自大，以為我們中國文化不得了。我不同意說香港地區、台灣地區、新加坡、韓國就是因為儒學複興帶來現代化的觀點，我也不相信第三期儒學複興。但是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確有危機，他們在尋找出路，尋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尋找“人為什麼活著”這些問題。因為他們在開始進入後現代化階段，而我們現在跟他們恰恰差一個曆史階段，我們是要求走入現代化，他們是要求從現代化裏麵走出來，所以價值觀念不大一樣。你覺得好的，他覺得討厭；我們覺得交通不方便，要多發展汽車，他就覺得很奇怪，要發展汽車幹嘛，騎自行車不是挺好的嘛；我們現在要冰箱，但他們覺得冰箱裏的東西一個味，沒有意思，不如打野味，自己種菜養雞更有味道。價值觀念不一樣，他們是現代化東西搞得很多了，觀念就不同了，我們希望把生活搞得好些，因為我們太窮了。希望爭取國民收入平均多少元，希望每家都電氣化，沒有電視機的希望有電視，沒有冰箱的希望有冰箱，有空調，還有小汽車，誰都想這些東西。他們都有了，一個人總不要戴三塊手表吧，不必要每個房間擺兩台電視機吧，不需要那麼多。那怎麼辦呢？就回到一個問題，人活著是幹什麼呢？
我們這裏以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精神與物質的問題，加繆講基本問題是自殺問題，這是有名的話，就是《西緒福斯神話》裏麵的第一句。在我看來，這問題是提得很尖銳的。它問的是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義。你活著幹什麼？值不值得活下去？世界是精神還是物質是次要問題。首先應該考慮你活著幹嘛，即人生意義問題。這不奇怪，在國外有些人感到生活很無聊。某些搞恐怖活動的人，家裏都闊得很，有的人就是追求一種刺激。他們生活非常好，根本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不滿現實，去搞恐怖活動，當然有的是政治問題，有某種憤慨。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很多非常壞的事情，有人出於義憤要搞破壞，就是為破壞而破壞，有的就是感覺無聊。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對老子、莊子、《周易》有興趣，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有興趣的也不是很多人。他們說，你們這些東西好得很啊，你們不要輕易把它丟掉。但我們不能盲目相信，你講好我們就以為不得了了。其實是因為社會所遇到的問題不一樣，所以我還是覺得需要曆史地、具體地科學研究，不能抽象地、表麵地來談問題。
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長是否與中國文化一致？
李：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是對“五四”的回想，也是講五四運動的。我在文章裏講了中國怎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當時那批知識分子像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這麼一些人怎麼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呢？其實，當時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一番曲折的。陳獨秀最早辦《新青年》的時候，他提出一個宗旨：“批判時政，非其旨也。”即我這刊物就是談文化問題，就是搞啟蒙運動，不打算談政治。發刊詞裏麵他講得很清楚。他認為過去少數人搞政治不能影響民族，現在民族要啟蒙，要樹立新的觀念，新的觀念就是人權和科學並重。他重視的是啟蒙，所以五四運動很大部分是啟蒙運動。
但是五四運動還有另一個方麵，這就是學生的愛國運動，就是火燒趙家樓，打倒賣國賊，反對北洋軍閥。這兩個運動性質並不完全相同，一個是思想性的，一個是政治性的。中國近現代曆史的悲喜劇恰恰也是在這裏，兩個東西糾纏在一起，結果經常是後麵那個救亡的革命的運動壓倒了前麵的啟蒙主題。原來像毛澤東、蔡和森這些年輕人甚至包括李大釗等人，都對無政府主義極感興趣。無政府主義要求個人自由，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束縛，無政府主義主張一個沒有警察、沒有官吏、沒有婚姻、沒有家庭、沒有國家的社會，所有的約束、禁錮統統沒有。但很大一批相信無政府主義的人，後來都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一是有一個理想的社會，另一個是它極力批判舊製度，認為舊製度一切都是壞的，官吏、國家、政府、警察、機關、學校都是壞的。巴黎有所謂“紅旗”、“黑旗”，紅旗是共產黨，黑旗就是無政府主義。當時一部分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但無政府主義拿不出什麼實現自己理想的有效的具體辦法，而馬克思主義卻既有一個共產主義理想，又有一套切實可行的辦法。特別是列寧主義建黨理論和革命策略，這是實際可行的。當時恰恰是革命的救亡關頭，“五四”以後是“五卅”，“五卅”以後就是北伐，後來又是抗日戰爭，在那種情況下，很多人就由愛國走向革命，走向共產黨，跑到延安去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從不談政治到非談政治不可。他終於成了一個政治家。沒有陳獨秀，建黨恐怕要推遲。他由一個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裏麵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陳獨秀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至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一致的問題，我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講了幾句，的確有相同的地方。因為馬克思主義是跟列寧主義聯在一起輸入中國的。它強調集體主義，強調有組織有紀律，強調理論聯係實際，這些跟中國傳統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它不是宗教，但是有一個大理想，這與中國傳統又有某種接近之處。我講中國人有實用理性的傳統，到現在為止，理論聯係實際不還是一條原則嗎？它很容易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在西方，就恐怕不會這樣。他們會覺得理論有其本身的價值，為什麼要聯係實際？這種想法又是與西方有上帝的觀念，有獨立於人的自然界的觀念，有“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聯係在一起的。
中國純粹的抽象思維很不發達，所以我講中國隻有技術沒有科學，就是說，中國沒有理論科學，它的科學都是技術科學，四大發明都是技術發明，它沒有希臘那種公理係統，沒有歐氏幾何。像荀子那樣非常清醒的偉大思想家，也反對名家，名家就是研究形式邏輯的，荀子認為純粹研究邏輯隻有壞處，攪亂了政治，總之還是強調實用。理論聯係實際的傳統和原則當然有好的一麵，但也有問題的一麵，有些理論恰恰不要聯係實際，才能發展，陳景潤的“1+1=2”聯係什麼實際？至少目前看不到。我國抽象思維不發達與我們不重視有關係，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這個能力，中國人有這個能力，中國很早就有名家。中國人到國外搞理論科學一樣可以搞得很好。我們這個民族智慧是很高的，但被傳統中的某些東西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