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我喜歡讀的書，50年代初在大學念哲學時，我喜歡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列寧的《哲學筆記》、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爾的《小邏輯》，以及曆史、文學方麵的書籍。文學方麵，小學時愛看《福爾摩斯探案集》，中學、大學喜歡讀俄國小說，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的作品。我打過一個比喻：屠格涅夫的小說像一杯清茶，托爾斯泰像一席佳肴，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瓶烈酒，契訶夫則如極富餘味的澀果。現在我對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也很感興趣，可惜很少有時間讀。
記者：你是怎樣走上美學道路的？
李：其實我搞美學不說是半路出家，也可說是業餘興趣。我原來主要是搞中國思想史的。但由於從小愛讀詩看小說，對文學很有興趣，同時又對哲學、心理學有興趣。
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有關美學，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方麵的，題目是《論康有為的〈大同書〉》，發表在《文史哲》上。寫作時剛入大學不久，發表時大學已畢業。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許多材料和想法就是在北大做學生時積累的。好些美學書也是在大學讀的，記得剛上大學的第一年便念了不少，並開始有了些想法。所以我主張在大學時代起步研究，但不一定立即發表東西。
大學畢業後，沒做研究生，也不想做，被分配到哲學研究所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組工作。不久恰逢中國大陸美學界開展大辯論，我寫了第一篇美學論文《論美感、美和藝術》，以後又陸續寫了一些。但我的美學文章寫得並不算多，我主張寫文章不求量，要以質勝。
記者：你近年來主要從事哪些方麵的研究？
李：近幾年來，主要力量用於研究中國思想史。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等雜誌發表了一些文章，我試圖改變一下中國哲學史陳陳相因的麵貌。幾十年來，哲學史隻是簡單地分割、羅列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可是，鬥來鬥去，意義何在？不清楚；經過鬥爭，思想是如何上升、如何進步的？也不大清楚。這種研究格局似乎也可以打破一下。我想從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等角度進行研究，也就是說，把中國哲學史放在文化心理結構中加以展開和探討。我希望這種研究能略有新意。
記者：你所著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批判哲學的批判》和《美的曆程》，出版後很受歡迎，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從研究範圍上看，三部書一部講近代思想史，一部講康德，而另一部則談美學。它們之間，有什麼實質性的聯係嗎？
李：若說聯係，我想也許在於書中談到的問題，都或多或少與現實生活有所關聯。從題目上看，三本書全在講過去，但起點卻出於對現實的思考。例如，講康德我是聯係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問題來講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美的曆程》也是想對我們時代、民族、文化、藝術以及我們的哲學，獲得某種自我意識。回顧過去是為了展望未來，也許，這就是三本書的共同點吧。
記者：你現在正進行什麼工作？
李：我正在弄一本《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論文集。過去寫哲學隻講唯物論、唯心論、辯證法，我想是否可以換換方式。“條條道路通羅馬”，學術研究領域似乎也應提倡在不同方法論指導下的多樣化，不必都圈定在一種固定格式或路子上。我這本書所研究的問題和現在的一些著作不完全一樣，比如孔子吧，有多少部哲學史就可以說有多少位孔子，每個人都有他所理解的孔子，並且都認為這才是那個“真正的”孔子思想。我的興趣卻不在這裏，而主要是想探究一下兩千多年來已融化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風俗、習慣、行為中的孔子，看看他給中國人留下了什麼痕跡，給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帶來了什麼長處和弱點。這個孔子，倒是個活生生的，就在你、我、他以及許多中國人中間。
記者：看來這也是一部有現實意義的書？
李：我希望如此。我們長期閉關自守，現在正真正走向世界，和各民族大接觸大交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和心理，獲得清醒的自我意識，減少盲目性，我覺得這正是哲學史工作者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道路中可以或應該做的工作。
記者：從你所談的看，你每寫一部著作都有現實的追求。
李：我不想為寫書而寫書。我常想，圖書館有那麼多書，我再加上一本，究竟有多少意義？有些同仁搞學問則是因為覺得“好玩”，是出於某種高雅趣味，但我很少有這種興致。
記者：人們在讀你的著作時，往往有這樣一個印象：你的觀點很新鮮、論述很簡潔，但引證、考據比較少，和好些學術著作的寫法不大相同。在這個問題上，你有什麼想法？
李：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現在做的工作基本上是粗線條的，《美的曆程》、《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等幾本書都是這樣。說到考據，我其實也有興趣。列寧說，拿破侖死在哪年哪月可以是所謂“絕對真理”，誰也改變不了。我們若去考證一條材料、一句話，甚至一個字，也可以得出這樣一些“絕對真理”來，後人也許永遠得利用我們的結論。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也很有價值。但是，我並沒有走這條路，這是根據各種情況所自覺做出的個人選擇。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先見“林”比先見“樹”更重要。坦率地說，對於當今一些大的理論框架，我是不大滿意的，很希望自己的書能在大的方麵見見“林”，也許是比較模糊的“林”，但希望能對別人有所幫助。我的工作，主要是提出問題，如此而已。
就思想史而言，研究至少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曆史學家的方法，一種是哲學家的方法。曆史學家的方法主要著眼於曆史事實本身的真實、準確和清晰，對任何細節都不放過；哲學家則主要是借曆史來發表個人的見解，所以往往把曆史和現實聯係起來……
記者：看來，你更願意做一位哲學家了？
李：這並不是我想做什麼，而是現實的需要。魯迅大可去寫他的文學史，但他偏偏選擇了雜文。為什麼呢？我們的事業不是個人的，需要大家一起幹。我的書也許沒有什麼長久價值，但隻要有一兩句話能夠引起當代人們的思考，對青年人有所啟發，我也就感到欣慰和滿足了。我不追求和空想“永恒價值”。
記者：你談到的“永恒價值”，恐怕是人們很難繞開的問題。在某些人看來，那些立論小心、考證周密的著作，那些高質量的注釋、集解，才是最有“永恒價值”的。目前看來，你沒有從事多少這方麵的工作，但這恐怕並不能說明你不追求“永恒價值”吧？你對你的著作以及你生命本身的“永恒價值”，恐怕不是沒有考慮吧？
李：那當然。我從來不為稿費寫文章，也不為名聲和“好玩”而工作。人的一生很短促，怎樣使生命變得更有意義？這也許是促使我寫作的真正動力。其實我完全可以幹別的，或許也能幹得好。為什麼選擇現在這項工作？這問題一兩句話談不清楚。我常勸青年人去讀讀歌德的《浮士德》，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著作。在浮士德的幾個生命裏程中，愛情也好，功名富貴也好，都沒能滿足他。那麼最後是什麼使他滿足了呢？這就是一個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海德格爾說，哲學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是死亡問題。如果你知道你很快會死去，你同時也就意識到你現在還活著。那麼，活著又意味著什麼？為了什麼？如何活著？這確實是人們難以繞開的問題。
至於我的工作，我想沒有人願意自己的書很快就被人遺忘。我的書主要是為青年人服務的，不過寫作時我從沒有想過怎樣迎合青年人。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時代所需要的、應該有的東西，能抓住一些客觀的、有價值的東西。我相信，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不會被埋沒的。
記者：你選擇了“做學問”的道路，但你並不認為這是實現生命價值的唯一途徑吧？
李：對。我一直主張：年輕人與其做半吊子的學者，不如去做生意，當企業家，或者幹什麼別的。人生的道路寬廣得很，人生的價值也不那麼單一。擠在做官、讀書這兩條路上，隻是封建傳統的價值觀念。
記者：不知是否受一種難以擺脫的文化傳統的影響，許多年輕人（包括我本人），都把“做學問”作為人生最後的歸宿。我常常感到，在這裏麵，“學問”有時簡直成為一種“異化物”了……
李：是呀，倘若被“學問”所控製、所奴役，沒有更高的追求，不懂得生命的意義，那未免可悲或可笑了。倘若一個人不僅不懂得生命的意義，連生活本身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整個人就像一本書一樣，那就簡直有些可怕了。
（1978—1985年，摘自《美育》、《北京晚報》、《解放日報》、《文彙讀書周報》、《中國青年報》、《湖南日報》、《智慧泉》等報刊訪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