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處於全麵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娛樂至死”的預言固然可怕，但仍未完成的政治民主改革才是我們麵臨的最主要問題，“我們在分析媒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的時候，顯然會發現中國媒介文化是一個比西方國家更加充滿矛盾、變異、衝突、暖昧的文化空間”（尹鴻．媒介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的發言場域．http：//www．filmsea.com.cn/zhuanjia/article/200112072357.htm，2008-3-15.）。
就目前所見，消費明星作為大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暗合於吉登斯所說的生活政治，以日常生活中的選擇和認同表達了個體的主體性。生活政治針對現代性導致個人的主體性下降這一問題，強調個人，它主要回答社會中的個人應該怎樣生活的問題，關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創造能夠促進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關心個體進行生活決策和作出選擇的自主性以及由此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它是一種個人自我實現的政治，是由下到上產生出來的政治。當明星紛紛身體力行宣傳環保、慈善受到大眾的熱捧，當明星行為舉止不當，如穿日本軍旗服、打架、婚外戀等引發大眾排山倒海的蔑視，當在狗仔隊的偷拍下明星們走下神壇成為不平凡的普通人，當平民選秀中數百萬條短信的參與量證明了大眾參與的巨大潛力……所有這些無不顯示出明星應該被提升到公共討論的議事日程作為公共問題被討論，而不僅僅是私人的、休閑的、無關政治的娛樂現象，明星及其出現的主要場所——媒介的娛樂內容提供了認知現實的圖譜，提供了各種具有政治含義的社會理解，而且明星有時也是某些公共議題的辯論載體。大眾以消費明星、解讀明星、生產明星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選擇和行動表達了他們對公共利益的關注、社會價值觀的認同，這正是一種生活政治，它以普通民眾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和民主政治意識。
當然，過多著墨於大眾的反抗也引發了另一種需要注意的傾向，這便是對抵製的膜拜和不加區分的讚美。文化研究也好，生活政治也罷，似乎都過分誇大了抵製的實際意義。這種理論話語即使在西方語境下都受到眾多批評和詬病，將其套用於當下的中國媒介文化之中，更應該注意其對中國現實的闡釋力。一方麵，必須承認作為消費者和意義生產者的受眾在消費明星時可能抵製占優勢地位的信息和強加的意義，對明星文本進行獨特的理解和利用，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意義和生活方式。的確，媒介文化的巨大倉庫在誘導個人認同主流模式的同時，也可能為個人提供了對抗的諸種資源。但是這種個體的抵抗隻能以消費或不消費某個明星的產品、在網絡提供的公共空間中表達對明星的意見等方式呈現，這種象征性的抵製“並未真正對現存的權力結構形成挑戰，也沒有改變物質的條件或是改進那些通過在‘流行文化’領域裏製造意義與娛樂從而實行‘抵製’的人們受壓迫的局麵”（[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文化：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性．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7.）。另一方麵，我們雖然承認通過消費明星，大眾體現了一定的反抗，但是傳媒生產明星本身並非有目的、有意識地作用於公共領域，明星生產首要和最終目標都是獲得經濟利益，它對公共政治生活的種種影響不過是商業行為的副產品，而非要刻意介入政治生活，因此大眾消費明星時體現出的對民主政治的積極作用並非傳媒自身有意識的政治訴求，而更像是無心插柳的意外結果。
強調大眾反抗的有限性並不是為了否定積極受眾的存在，而是希望更客觀地認識到明星文化的影響和價值，正如波德裏亞所說：“關於媒介，你可以堅持兩種相互對立的假說：它們是權力的策略。在媒介中，可以發現迷惑大眾以及強加自己的真理的手段；或者反過來，它們是大眾的詭計的策略領域，大眾在媒介中行使拒絕真理、否認現實的具體權力。”（轉引自朱國華．文學與權力——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35．）同樣的，作為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明星也是一個複雜的充滿鬥爭的矛盾體，既可以為意識形態控製提供手段和力量，也可以為大眾的抵製和抗爭提供資源和策略，成為多元話語書寫的場域。
當下中國社會中大量的明星生產與消費，是市場化運作的媒介的必然產物，是娛樂經濟時代、全球性消費主義的必然產物，隨著市場化的進程不斷深入，娛樂在傳媒業的地位不斷提高，可想而見，未來傳媒的明星生產與大眾的明星消費隻會愈演愈烈。透過大眾傳媒的明星生產、明星文本以及大眾消費明星所呈現的合謀與鬥爭，洞察其背後隱蔽的權力實踐與多元影響，雖然無法改變滾滾的曆史洪流，但至少能對中國媒介文化的現狀與未來有著更清醒的認知。娛樂可能至死，娛樂也未必一定會至死，具體的影響和意義會是如何，隻能留待未來放置在更為細化的語境、具體媒介文化事件中加以解析，畢竟“語境在意義生產中至關重要”（[英]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見：羅鋼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