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裏，尼克鬆不但刻苦地學習，努力地工作以支付家裏開支，也積極參加了一些課外活動，這不但培養了尼克鬆早期的性格，而且也陶冶了他的情操。
但是，對於從小就對政治極其感興趣，有遠大抱負的尼克鬆來說是遠遠不夠的。那時候學院沒有什麼聯誼會組織，隻有一個叫富蘭克林社的社交俱樂部，其成員在校園裏有很高的地位。尼克鬆最早認識的學生之一是迪安，他在科羅拉多學院裏讀了兩年後剛轉到蕙蒂爾來。他在那邊就參加了聯誼會，他認為在蕙蒂爾隻有這樣一個俱樂部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因而他建議另外創辦一個學生團體，艾伯特·厄普頓教授同意做發起人，決定把這個團體叫做“方正社”或“正直人社”。富蘭克林社以發展社交活動為目的，方正社吸收的會員大都是運動員和半工半讀的學生。在學校年鑒的照片上，富蘭克林社的會員都身穿晚禮服，而方正社的會員都穿著敞著領口的襯衫。他們公開宣稱，按大學生具有的豐富表現手法，將為“四好”——好精力、好體格、好頭腦、好心腸奮鬥終生。他們的箴言是“根絕醜惡”，他們的標誌是一隻公豬頭。雖說那時的尼克鬆還是一個一年級的新生，但他卻滿懷信心地積極參加了競選。
尼克鬆作為方正社的候選人，而他的對手則是他的好朋友——富蘭克林社的迪克·湯姆森。
尼克鬆以一個當時有爭議的問題——讚成允許在校園內舉行舞會作為競選的基礎。
當時正是交誼舞盛行的時候，蕙蒂爾學院的學生大部分都去校外的一些二流舞廳去跳舞，而學校三令五申不準跳舞，更不準去院外的一些亂糟糟的舞廳去跳。
在這個問題上，尼克鬆並沒有個人的利益關係，因為他隻是在奧拉·弗洛倫斯的生日聚會上，被朋友們強迫學了幾步，在這之前，他還根本不會跳舞，而且對跳舞也不感興趣。
正是因為這樣，尼克鬆參加競選辯論時的論點是純粹實用主義的：因為不論誰是否讚成跳舞——蕙蒂爾學院的評議會的大部分委員是不讚成的，這是一個宗教原則的問題——而大部分同學都常常跳舞。於是，尼克鬆辯論說：毫無疑問，與其讓學生們到校園外麵一些二三流舞廳去跳，不如在校園裏舉行舞會，而且還可以對他們進行監督。
他的論點得到了大部分學生的支持，而且長時間有力的辯論也使得一些評議會的評委們改變了主張。尼克鬆在這次競選中大獲全勝，做了方正社的社長。
接著他便履行諾言，學院的代理院長赫伯脫·哈裏斯協助他同評議會達成一個妥協方案，由評議會租下附近的蕙蒂爾婦女俱樂部，那裏麵就有一間漂亮的舞廳。一年中，尼克鬆在那裏成功地舉行了8次舞會，大受學生歡迎。當時唯一困擾尼克鬆的問題是：他每次都必須出席。雖然當時他對舞蹈並不感興趣，但是作為方正社的新社長，學校舞會的發起人，他不得不應酬一下。
尼克鬆作為一個一年級新生，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被選為方正社的社長，第一次嶄露他的號召力和政治才華的萌芽。
那時，學院的辯論是一種嚴肅的學習活動和高度發展的藝術，對他來說，不僅僅是通過實際經驗獲得了辯論技巧，而且為他日後實際處理某些問題獲得了廣泛的知識。由於學院辯論的方式是有組織的，辯論隊必須對問題的兩方麵都進行準備。這種練習最後證明是一種非常有益的方法，有助於防止把問題看得太死，並生動地教育人要盡量理解對方的觀點。這種辯論訓練，使尼克鬆逐步習慣於不用底稿發言，對尼克鬆以後的政治生涯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在四年級時，他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各大學間舉辦的即席演講競賽會的優勝獎。當時辯論的題目之一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優劣。等到對兩方的觀點進行了徹底的研究，並參加了辯論，尼克鬆就成為一個確信自由貿易的人，至後來也仍是這樣。另一個辯論的題目是協約國的戰爭債務應否予以免除。盡管他又一次參加兩方的辯論，但最後尼克鬆確信，歐洲的經濟恢複要比堅持償還戰爭債務重要得多。他們還就自由經濟是否比控製經濟更有效率這一問題進行過辯論，盡管當時正處於新政實驗早期的狂熱階段的頂峰，但是通過深入的辯論，最後尼克鬆完全確信：自由經濟具有莫大的優點。這種思想對尼克鬆從政後的經濟政策有著很大的影響。
那時候，尼克鬆就對於保護生態環境問題提出了辯論。他所領導的辯論隊提出：“今天的富足已經帶來了不可寬恕的浪費。我們已經糟蹋了一大部分本來可以利用的東西。大自然給予我們巨大的恩惠，如果沒有這一恩惠，縱使我們有做驚天動地事業的雄才大略也是枉然。雖然我們的生產效率奇高，但是由於我們蓄意放任自己，所以我們的揮霍浪費也到了可恥的地步了，而且始終也不肯杜絕浪費以珍惜大自然的恩賜。我們曆來對在工業上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曾計算一下人類為它付出的代價。在校園裏，尼克鬆的這種論調大受歡迎，而且掀起了一股熱愛自然，保護自然，給每個公民一個生存權利的浪潮。
尼克鬆又組織了很多場關於社會問題及政治問題的辯論，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關於政治腐化的問題。他提出：“今後治理國家不可能是一個不偏不倚一切按科學辦事的過程。我們的國家已經處在感情激越的狀態之中，有股莊嚴的熱忱在激動著人心；同時，對社會惡勢力，對理想成為泡影，對政府經常腐化並淪為惡勢力的工具等現象的憤恨，也在激動著人心。現在我們麵臨的新時代是一個人們爭取正義和機會的年代，我們對新時代所產生的感情——這種感情猶如一股直接從上帝那裏吹來的風一樣激蕩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凜然的正義感和寬厚的仁慈心現在已經彼此協調起來了，在那裏法官與兄弟們融為一體。我們知道我們的任務不僅要考驗我們處理政務的水平，而且要徹底考驗出：我們能否理解這個時代和人民的需要，我們的政府是否真是人民的代言人和知心人，我們是否能用一顆無私的心去發現和用一種正義的態度去確定我們國家崇高的政治路線。”尼克鬆帶領他的辯隊號召所有誠實、愛國、敢於正視未來的人都出來並肩戰鬥，為了美利堅更加強盛。
在蕙蒂爾學院第二年的冬天，辯論隊進行了一次穿越太平洋西北岸的3500英裏的旅行。尼克鬆的父親同意他們使用家裏買了8年、有7個座位的帕卡德汽車進行這次旅行。辯論隊的領隊是喬·斯威尼，他是一個十分自信的、紅頭發的愛爾蘭人。
辯論隊中途停留的地點之一是舊金山市，那時還在禁酒令廢除之前。舊金山可是一座完全開放的城市。他們隨著斯威尼沿著彎彎曲曲、五光十色的街道走到一家藥店，他將旅館一位服務員給他的名片遞給櫃台後麵的一個人看，這個人就帶領他們走到一道用藥品陳列架遮住的牆邊。他推動牆壁，這牆馬上像一扇門似的打開，他們進入了一家黑酒店。這不是一個特別吵鬧的地方，隊員們好奇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全然不知該飲什麼酒。斯威尼替尼克鬆要了一杯冰鎮的果子酒，除了他之外，隊員們沒有一個進過這種地方。顧客們談論著令人作嘔的話題，滿屋子煙霧彌漫的空氣和酒吧女郎那輕佻的態度和動作，使他們感到進入了一個真正的邪惡的巢窟。這是尼克鬆以前所不曾去過也不曾想過的地方，在這裏到處都是惡心的嘴臉，人與人之間隻是金錢的交易，年輕的尼克鬆看到了社會上醜陋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