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富蘭克林在3年中就讀完了獲得文學士學位的必修課程，因為他在格羅頓期間就學了大學課程，但是，為了利用在秋季當選的《紅色哈佛報》主編這一職位，他甘願在坎布裏奇繼續呆上一個學年。因此，在1903年9月，他報名考進了研究生院，其目的不在於獲得更高的學位，而是為爭得主編的職位。他把全部餘暇都用在了這份報紙上，並認為這是他在大學裏為從事公職所做的最好準備，辦好報紙對他來說是頭等大事。富蘭克林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確敢於得罪校方，他給校報注射了一劑現代新聞學，加速了它的血液循環，從而也增高了全校教職員工的血壓。前麵已提到過他在校報的創舉，即強烈要求校方改進消防設施，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學生中的威信。在主編校報的日子裏，他是投以幾乎全部熱情的，這期間的工作無疑成為他今後政治鬥爭的一次演習。
特格韋爾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工作多年，在他撰寫的羅斯福傳記中指出：“早在哈佛的時候就無法猜透富蘭克林的心思，而在他當總統後更加如此。他不讓任何人識破他的內心活動，其中包括他的母親薩拉·德拉諾，以及埃莉諾和其他一些摯友，如在格羅頓就是同學，在哈佛時住在一起，而到華盛頓後仍是好朋友的萊·布朗。人們常說，深沉是溫文爾雅的美國人的性格特點。在富蘭克林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父親、家庭教師、皮博迪和朋友們對他的教育和影響使他養成了這種性格。情感是不能外露的，因為它可能流露出內心的激動。他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承受病痛、困難和失敗的折磨，自幼養成既不得意忘形，也不悲觀失望的性格。然而他的深沉性格絕不僅僅是對他培養教育的結果。富蘭克林想把自己天生的缺陷隱藏起來，把明顯的缺點掩蓋起來，把幻想中的重大的但還模糊不清的想法埋在心底。富蘭克林的一個最明顯、最重要的缺陷就是他成長得晚，結果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些令人不解的東西。他了解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些事情，但他不能準確說出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他也不希望人們了解他內心的遲疑，富蘭克林盡了最大努力來掩蓋這種遲疑心理。當他在哈佛大學畢業時，他的深沉性格實際上已經發展到頂點。”
那些從表麵上看很坦率、很順從的人往往最能夠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這已成為經驗之談。美國一位研究富蘭克林·羅斯福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員，對於他那精明外交家的圓滑手腕感到驚訝。這不是從讚許的意義上講的。他在探索羅斯福的這些特點是怎樣形成的時候，追溯到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年代。他認為，羅斯福在一生中的重要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善良、順從的後麵，跳動著持異端的、力求打破常規的脈搏，而這些素質終於在“新政”實驗中表現出來。
關於富蘭克林的性格，美國人民是在後來了解到的，而他母親卻是第一個深有感受的人。雖然薩拉已經察覺富蘭克林在學習上沒有遵從母親的意願，但她仍然無限信任溫順而親愛的兒子，相信他在婚姻問題上會預先把他意中人的名字告訴她。好施展權威的母親認為，她不僅要參與而且還要幫助兒子選擇對象。可是她大錯而特錯了，前麵戀愛一章的故事足以說明了這一點。
在羅斯福家族中奧伊斯特灣的分支中，第一個給富蘭克林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西奧多·羅斯福。在富蘭克林心目中，他永遠是一位值得學習的傳奇式的人物。
他的這位堂叔比富蘭克林年長24歲，按中國的說法，正好相差兩輪，也就是說他們屬同一屬相，可能會具有極類似的性格特征，當然，美國人是不注重這個的。西奧多在事業上始終比富蘭克林遙遙領先，足以使他在年輕的富蘭克林心目中構成了英雄形象。在富蘭克林的孩提時代，他就親切地稱西奧多為“特德叔叔”，那時特德叔叔曾出征西部擒拿暴徒，這簡直就是英雄的壯舉。富蘭克林在格羅頓求學時，西奧多曾在紐約成功地擔任警察局局長，在華盛頓協助主管海軍部，在對西班牙的戰爭中成了英雄，然後又出任紐約州州長。這位曾在美西戰爭中驍勇善戰的義勇騎兵團騎士，喜歡用他那充沛的熱情來感染青年。他曾告訴對他崇拜的富蘭克林和一群聽得發呆的格羅頓學生說：“一個人隻做到行為端正是不夠的。他必須機智，他必須勇敢。”這些話如同聖言一樣滲透進了富蘭克林幼小的心田中，並深深地滋潤了他。
1901年9月，麥金利總統遇刺身亡，42歲的西奧多·羅斯福便成了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總統。西奧多完全符合格羅頓學校的理想標準。他是一個勇敢的鬥士，並努力要實現廉潔的政治，反對貪汙、腐敗和各種顯而易見的政治惡習與弊端。他在紐約州任州長時，曾攻擊地方上的頭頭，因此，他們樂於幫助把他從紐約州送走，讓他去當副總統。誰又會料到會是如此結果呢？他們簡直被嚇壞了。馬克·漢納驚呼道：“我對威廉·麥金利說過，在費城把那個瘋子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是個錯誤。現在，你們看，那個該死的牛仔當上美國總統了。”他在給西奧多·羅斯福的信中寫道：你要緩慢行事。但這位新上任的總統卻有一種蠻橫的戰鬥精神。
誰也沒有料到，這位新總統在任期內實行了眾多的改革。在民眾眼裏，他是一枚“摧毀托拉斯的炸彈”和“大棒”的揮舞者，的確是大刀闊斧地瀟灑了一回。在此期間，富蘭克林始終在密切注視著這位堂叔的一舉一動。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位新總統的“德政”吧。他首先實現了美國的諾言，從古巴撤軍。接著就是通過聯邦墾荒法案，為西部公有沙漠地帶的灌溉計劃提供資金。但是，他真正同保守的保留政策決裂還是在1902年2月間他開始促使托拉斯破產時。克利夫蘭總統在任期間，曾經對資本的大規模合並憂心忡忡，合並的目的是為了由壟斷組織來控製國家的工業命脈。但是，他沒有預見到這一點。1902年，托拉斯運動已經發展到如此龐大的規模，以致它在大多數美國人的心靈中投下了恐懼的陰影。托拉斯是一種淩駕於政府之上的組織，它們有力量規定社會公眾購買的幾乎每種商品的價格，他們公然蔑視美國政府。
在西奧多·羅斯福上台前，誰也約束不了它們。國會曾通過一項法律《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但是並未采取任何行動使法律付諸實施。1902年2月，西奧多·羅斯福決心解決這一問題，他命令司法部長諾克斯出麵檢舉摩根最近出世的巨大“嬰兒”——北方證券公司，它將美國北方幾條主要鐵路連在一起，然後加以控製。總統用這樣具有曆史意義的語句闡述自己的理由：“對於最大的公司就像對國內最卑微的公民一樣，應該加以約束，使他們嚴格順從人民的意願。”在運用權力時，他總是很有氣魄的。後來富蘭克林在新政期間也曾以這樣的精神來對付他的反對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