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開鐮因為電視大學都沒有畢業，被作為知識分子的嶽父嶽母瞧不起，一氣之下上了火車，來到深圳。
何開鐮來到人才市場，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地碰運氣。但是他連電視大學的畢業證都沒有拿到，這個運氣也實在是太難碰了一點。正當他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候，運氣來了，因為他看見一個攤位上明確寫著“急招技術師傅”。何開鐮就是技術師傅，湘南縣農機廠的技術師傅。在湘南，誰見到誰不是喊“師傅”呢？但是何開鐮的這個“師傅”與一般的師傅還不一樣。何開鐮是真的有技術的。何開鐮雖然讀書不行，但是幹活不錯，上中學的時候搞開門辦學，他就學會了車、鉗、鉚、焊、電，這一招在上山下鄉的時候曾經發揮過作用，回城到農機廠之後更是得到提升，做“技術師傅”絕對沒有問題。
招聘人員對何開鐮進行了當場測試，順利通過。
進了香港老板開的這間電話機廠之後，何開鐮很快就受到重用。香港老板姓黃，叫黃榮發。黃老板自己就是做技術工人出身的，對技術工人非常尊敬。當時在電話機廠幫著黃老板打理的那幾個香港人也都是技術工人出身，沒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的。這些香港的技術工人叫“師傅”，別看聽起來跟當時國內普遍稱呼“張師傅李師傅”差不多，其實在香港“師傅”的地位相當高。在何開鐮來到這個廠之前，管理人員除了香港師傅外，就是國內的一些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廠裏麵被稱作工程師，無論他們實際上有沒有定工程師職稱，反正都是叫“工程師”。在港資廠，工程師的地位低於“師傅”。沒辦法，不服不行。工程師的動手能力確實比“師傅”差。
在當時，生產電話機也能算得上是高科技，但是黃老板做的是來料加工業務，兩頭朝外，並不需要自己設計和計算，所以內地招聘來的大學生其實就是協助香港師傅管理，工程師的地位確實比“師傅”低。
香港師傅當時看不起大陸人，原因是大陸人技術太差。廠裏麵大學生也看不起香港人，原因是香港人沒文化，連歐姆定律都不知道。黃老板一直想緩和這種矛盾，沒有成功，直到何開鐮來了之後，這個矛盾才解開。
何開鐮來了之後把香港的師傅全部鎮住了。何開鐮的動手能力比他們強。並且他還知道歐姆定律，知道公製與英製的相互換算。在黃老板眼睛裏，他既是師傅，也是工程師。
黃老板請何開鐮吃飯時，問他：“為什麼你行他們不行？”
何開鐮說：“你這裏需要的是技術工人，不是工程師。”
黃老板瞪大眼睛，還是沒有理解。
何開鐮進一步解釋：“如果動手把配件安裝在一起，並焊接上，技術工人比工程師強。”
黃老板說：“不對呀，我這裏有你們大陸的很多技術工人呀，他們怎麼也不行？”
何開鐮笑，黃老板問他笑什麼。何開鐮說：“他們大多數是農民，是農民就不是技術工人，技術工人一定是在城市裏的，在工廠裏的。”
何開鐮的話要是放在今天或許有點絕對了，但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確實是這樣。
“那麼，怎麼知道他們是城市的還是農村的呢？”黃老板問。
“看身份證。”何開鐮說。
“看身份證？”黃老板還是不理解，“身份證上麵沒有寫著他們原來是工人還是農民呀？”
何開鐮說：“您看不出來，我一看就知道。”
黃老板點點頭，確實是勝讀十年書了。決定好鋼用在刀刃上，馬上提拔何開鐮為人事主管。後來，又升為生產經理，事實上成了工廠的“二把手”。
在何開鐮給黃榮發打工的這幾年裏麵，中國的電信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前在中國，電話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僅僅幾年就變成老百姓家的普通用品了。黃榮發原來那個完全是兩頭在外的電話機廠，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電話機生產企業。受著香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深圳的這些企業與以前中國內地的企業不一樣。以前中國內地的企業，大企業是大而全，小企業是小而全。深圳不是，深圳的企業是協作型的，或者可以簡單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數企業是相當於把內地的企業按每個車間分開，獨立地建一個廠，分工合作，專業生產，以市場為紐帶，以利益為中心，協調發展。很多年之後，中國的國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單位，實行內部銀行化管理”等等，其實就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