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輪功”喊出種種動人的口號，比如“祛病健身”，“真、善、忍”等時，很多人便信以為真，然後一頭栽了進去，而結果得到的是極大的身心傷害。現在回頭想一想，這些“法輪功”的習練者，有的是為了祛病強身而練習，有的是對“真、善、忍”的理想的追求而練習，有的是出於對神秘或未知的渴望而練習，也有的是為了尋求精神寄托與慰藉而練習。然而，良好的心願遭到了褻瀆，很多的習練者被“法輪功”欺騙了，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現在是到了清算的時候了。
一、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法輪功”習練者典型類型分析。
1.“祛病健身”型的習練者及其分析
“祛病健身”型的“法輪功”習練者，大多是出於“祛病健身”的目的去練“法輪功”的。他們被“法輪功”所宣揚的隻要虔誠信仰它，就可強身健體，生病可以不需要醫學治療，隻要潛心修煉即可達到所謂“高層次”等邪說所迷惑。據調查，在200多萬“法輪功”習練者中，絕大部分開始練“法輪功”時，都是出於這一目的。
追求身體健康是近年來我國社會大眾出現的一種新趨勢。它反映了人民群眾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後，渴求生命質量的提高。於是祛病健身成為大眾的普遍需求，這本是正常、自然的現象。而李洪誌正是利用人民群眾祛病健身的心理與需求，打著氣功健身的旗號，誘使大量的人參與“法輪功”。“法輪功”習練者中有的身體上沒有什麼大毛病，平時也隻是有些頭痛腦熱的小病，聽說練“法輪功”可以健身，就盲目加入，希望練功促進身體健康；有的身患重疾，或·130·者是疑難雜症的，希望在醫療方法之外，還能夠有其他方法，聽說“法輪功”可以治病，就抱著一種試一試的心態去練“法輪功”，希望能有效果，並且都覺著氣功健身有益無害，再加之“法輪功”動作簡單，比較容易學，又容易練，試一試也無所謂。就這樣，人們的善良、美好願望被李洪誌利用了。
李洪誌的歪理邪說使不少的“祛病健身”型習練者身陷其中，在他的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話：
是生生世世積下來的業才促成有病的；功能打出來，通過身體任何一個部位都可以打出來，功打上去了，病就好了；法輪大法的弟子都不允許看病，你看病就不是我法輪大法的人；當然，我們在座的輔導員也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強迫人不吃藥。我們隻是講清道理。他想修就修，他不想修吃毒藥都是常人的事。
按照“法輪功”的教義，人生病是前生造的“業”所欠下的現世報應，也就是前世、上一世做了壞事，今生要還債；如果找大夫看病，吃了藥以後，你債就沒有還清。而且練功又吃藥，就是不相信“法輪功”能治病；要相信練功能把病治好，就要把藥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給你治。
說得更清楚一些，就是如果病治好了，那就是練功的結果，如果病沒有治好，那就是習練者功練得不夠，心不夠誠。這樣的一種邏輯，使一些習練者即使是覺得練功沒有什麼效果，也不敢說，怕別人說他心不誠，更有甚者，為了表示心誠，再難受也要忍。
河北省豐南市的王秀鳳曾經患有輕微的憂鬱症，本來靠藥物治療已基本痊愈。可是自從她開始練習“法輪功”就放棄了治療。她認為：不吃藥一挺過去，三天兩天挺過去就挺過去了。你要是挺不過去，你吃藥，完了將來這病還得犯，老師現在給你“翻出來”，比如你患腦靜脈硬化，攤上那個病，現在老師都給你“翻出來”，“翻清”了，病也沒有了。可是練功以後，她的病情反而加重了。
而且李洪誌講的還是有病不許醫治，讓病痛折磨自己，因為“病的實質是在另外的空間裏的問題反映到這個空間來……小一點的業力，密集度很大的，反映到這層空間就是病毒；大一點的業力，那就是細菌，我們看就是這東西，在另外空間裏存在，人怎麼能根治呢……我們在修煉界不講病，不談病，都是業力，就是這個問題……實質上那個病不能隨便動的。”
於是，在幾年時間裏，“法輪功”習練者不吃藥，拖延了治療，致使一些人出了大問題。
河北省54歲的趙育秀，患有高血壓症，然而她卻不吃藥不治療，每天在自家的地下室內練“法輪功”，希望以此治好自己的病，不料幾個月之後，她卻在練功中突發腦溢血不幸身亡，留下老伴孤獨一人。
吉林省吉林市豐滿區人大辦公室主任梁忠臣，自從練習“法輪功”後就拒絕吃藥和住院治療。他在修煉心得中寫到：我要堅定不移地走修煉的路，我就下定決心永遠不吃藥。最後因肝硬化不治而亡。
山東省徐楊縣徐家灣村21歲的村民寇希花，在1997年患了腎炎，一直使用藥物治療，病情穩定，練習“法輪功”後，拒不吃藥，每天在寒風中花5個小時修煉。1998年，因腎衰竭而死亡。
鄭州市居民牛秀雲是一個心髒病患者。自1997年練上“法輪功”後就拒絕服藥，一天練功時突然倒地而死亡。
可見，李洪誌的歪理邪說，給“法輪功”習練者造成了多麼嚴重的惡果。
而且，李洪誌還有這樣一個“道理”：我給你調整，我給你治病，給你拍也好，或者讓你跺腳也好，問你感覺怎麼樣，好沒好，你就得說好。你要說沒好，就等於你抓著這個病不放，誰調也調不好。你說好，等於這個病沒了。所以，你必須得回答好了，疼的地方不疼了，難受的地方不難受了，這樣病就沒了。
李洪誌正是通過這種心理暗示，讓“法輪功”習練者在沒有絲毫對抗態度下，產生諸如心跳速度加快或減慢、血管收縮或擴張、血壓上升或下降等等心理變化，從而產生舒服感、發熱感、涼爽感等感覺。如有些“練功者”原患有心髒病、膽囊炎，練“法輪功”時就感到病變部位疼痛，不久，就感到麻木，有氣體衝擊病灶的感覺，就認為起作用了，於是就越來越癡迷“法輪功”了。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是有科學分析的。
北京安貞醫院主任醫師洪昭光說：“有些人感到練了功以後，他的病見好，就以為是功力造成的。實際上這完全是誤解，也是他們的吹噓造成的。從醫學上講，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具有比較強的暗示和自我暗示能力，接受了暗示和自我暗示以後就會產生一係列的生理反應。比如說，你告訴他這個藥是降血壓的，其實這個藥的膠囊裏裝的是澱粉，他吃下去以後感覺能降血壓，有三分之一的人血壓會下降，這就是安慰劑效應。那麼，‘法輪功’習練者在練功過程中，因為相信這個‘法輪功’，就會有人產生安慰劑效應，這就是暗示和自我暗示的作用。有些症狀，有些病，有些人，暗示效果是比較明顯的，比如功能性疾病。”
功能性疾病，本身器官組織沒有毛病，隻是功能方麵需要調節，任何人做適當的運動，如堅持晨練、晚練、飲食起居有規律，再適當控製自己的情緒，克服不良習慣，都會對身體有一些好處，但是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一些重症患者，感到病情在練功後有了好轉，就不再治療，就會出現嚴重後果。
北京市六建公司的退休幹部安則儒，1989年發現肝上長了三個腫塊，到1993年，醫院的診斷結果是肝囊腫4.7厘米。
他1994年12月到廣州聽李洪誌講課，李洪誌讓坐在那兒聽他講課的人都站起來，由他給大家淨化身體。他說你們哪裏有病就想哪裏，然後喊一二，再跺左腳。他照李洪誌說的做，一心想著肝上的瘤子，李洪誌一揮手，他就跺左腳。他當時感覺肝部有點涼颼颼的，挺輕鬆，認為李洪誌還行。
回到北京後，他就寫了一篇題為《心誠誌堅斷玉修心》的文章，介紹自己肝上的病是怎樣被李洪誌治好的。而且覺得自己什麼病也沒有了，更為了表示練“法輪功”的誠心，他也沒再去醫院檢查，隻是堅持練功。
可實際上，當他到醫院做檢查時，醫院的X光片顯示，肝上的囊腫依然在，而且比原來大，是5.9厘米。他十分後悔，要是早知道是這樣的話，就不該相信“法輪功”了。
客觀地講，為祛病健身而練功是眾多練功者的良好願望，它反映了人們祛病健身的基本需求，而“法輪功”對自己進行精心包裝，蒙騙群眾。許多人盲目修煉，非但不能健身，還會走向健身的反麵，有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要健身，就要選擇一種適合於自己的健身方法，並持之以恒，要是身體有疾病的，就應該將藥物治療與健身運動結合起來。而各級職能部門，應提高認識，積極做好群眾性健身活動的組織與領導工作，用積極的科學的健身方式組織和吸引群眾，使廣大群眾成為科學健身的參與者和文明健康的受益者。
2.“為善”型“法輪功”習練者及其分析
“為善”型“法輪功”習練者被“法輪功”宣揚的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就是“真、善、忍”，“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隻要修煉法輪大法，就可以把人“度”向“真、善、忍”的境界等理論所迷惑，因而習練“法輪功”以求在道德上追求所謂的“真、善、忍”。
修身養性，完善自我，是在一定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後必然產生的精神追求，而且隨著社會經濟體製上的變革，必然在政治、經濟、134·文化思想觀念上給人們的生存方式、工作方式、價值觀念帶來衝擊。人們所遇到的從物質到精神、心理上的壓力，是空前的，特別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由於多種原因造成的失序、失範現象，都會給人們的思想帶來諸多的迷惘，甚至失落。
於是，“法輪功”的“真、善、忍”利用了人們求真、向善、尚美的精神需要，欺騙了許多人民群眾。
李洪誌是1993年提出的“真、善、忍”，“‘真’，就是說真話，做真事，返本歸真，最後做真人。‘善’，就是生出慈悲心，行善度人。尤其強調忍，隻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士來”。這些表麵的話一時迷惑了許多人。
中國科學院文獻研究中心的皇甫誌軍就是被這些話“打動”了。他說“聽了以後，我覺得挺迎合我當時的心態。”
宜春市軍幹所的退休幹部李承善也講：“李洪誌講到‘真、善、忍’，我覺得很對我的口味。”
緊接著，李洪誌又說：“我們法輪大法這一法門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標準——真、善、忍同修，我們練的功很大。”並把“真、善、忍”定為“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是“佛法的最高體現，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
隨後，“真、善、忍”在李洪誌那裏又成了物質，連“物體的微粒中都有真善忍”。
他胡謅什麼：“為什麼說物體的微粒中都有真善忍？其實真、善、忍就能夠把最本源的物質——最本源的那個東西還不能完全叫其物質，把最本源的東西聚合成原始最微小的原始物質。形成後把它結合成各種極微粒物質，又把這種微粒物質分化結合成各層空間的土、石頭、金屬元素，光和時間——宇宙中的各種基礎物質。”
其實，李洪誌這樣說，是有目的的。他提高“真、善、忍”的地位，是要習練者信奉他的“根本佛法”，而把“真、善、忍”這種精神追求的東西變成他所謂的宇宙各種物質的基礎，無非是讓習練者將他當作佛，當作“真、善、忍”的化身，當作造物主。他有許多這樣的話。
“我能夠看清世界的一切問題，我能講清人類的一切問題。”
“我是頂天立地的‘大佛’，就是任何一個佛都可以聽我的調動。”
“我比佛大，好多佛為了找我，死了很多的佛。”
“全覺大師，就好像全部都覺悟了似的。”
李洪誌標榜自己是宇宙最高層次的人，是真神，是大智大覺的人。他高於佛祖、老子、耶穌，能管全人類，是當今唯一的救世主。他還通過心理誘導和恐嚇，對習練者實行精神控製，以致很多習練者對這個“法”即使有懷疑也不敢提，也不議論，更不能分析，到了“可能不相信”，“但是我又不能不相信”的地步，控製了人的情感，使人排斥理性論證。
為此，李洪誌還拋出了“業力說”：“人活在世上就要與社會有交往，那就會造業，耶穌講因為有罪才會掉到常人空間來的，在這個空間中說生生世世都在造業、都在犯罪。你想舒舒服服的不就是不還業嗎？要是不還業加上你今生造的業，下一世你連人體都得不到，你可能轉生更不好的，你再造業就隻能往地獄掉，再往下掉你就銷毀掉了。那麼從這個理上看，你說上帝是對你好呢還是不好。可是我們真正的慈悲怎麼看呢？如果一個人真的不錯，在這一生中他會碰到許許多多的磨難。在這些磨難當中，目的是讓他還他一世欠下的業，趕快還盡了，抓緊這有人體的一生，還完了你好上天國去永遠享福。”
而且練功人的業力不可能通過打坐和練功完全消除，還要提高心性與悟性，經受些磨難。
“親情、友情、愛情、父母之情，一切的一切，人的一切都來源於這個情。那麼這個情可以產生所有的執著心……那麼人具體修煉就得去你這個心，逐漸地磨淡，你磨沒了更好，因為它是層次的體現。”
“有人因為練功，兩口子幹得都要離婚了……在練功的同時，業力要轉化，不失者不得，失的還是壞東西，你得付出。”
就是這些違背常理的話，害了一大批“法輪功”習練者。
江西省分宜煤礦電機廠勞動服務公司女工鍾桂蘭從1997年開始練習“法輪功”。她把李洪誌的“真、善、忍”視為最高道德標準，並按照“重心性修煉”要割斷情欲的說教，“看淡”了一切。她不唱歌，不跳舞，不參加任何的娛樂活動，基本上不與他人往來。平日也不做家務，不管孩子，除了練功，就是不停地抄《轉法輪》。
一次，鍾桂蘭半夜三點鍾起來“練功”，兩歲多的兒子從床上滾到地下，“哇哇”大哭起來，她卻認為這是“師父”在考驗自己是不是能割舍子女情而不加理會，甚至不許丈夫哄哄孩子。
中科院微生物所女研究生周麗接觸到“法輪功”中所宣揚的，人們在生活中得到的好處都由積累的福德帶來，而不順的事都是前世孽債即“業”造成的說法後，一心想隻要修得圓滿，就會到“天國世界”，因此她壓製著人生的快樂，把自己封閉在小圈子裏，不與常人交往，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參加娛樂活動，沉迷於“法輪功”而不能自拔。她為了“護法”，失掉了寶貴的答辯機會，被做結業處理，可她認為“人間的結業證書沒有什麼意義”，連結業證書也沒有領。
電腦工程師張之增，練習“法輪功”後，整個人都變了。以前的他朝氣蓬勃，而練功以後，有很多事他都不願去做了，在進取心方麵、事業心方麵基本上都沒有了，對愛人和孩子也不關心，隻是一心修煉所謂“法輪大法”，修煉心性，對外界事物，都看作是“考驗”，認為隻要“過關”，就會“長功”。
宜春市軍幹所的退休幹部李承善在描述練習“法輪功”後的狀態時講，人都有向善的本性，況且像我們這樣的老人，隻求身體健康，與世無爭，過一種相對“清淡平靜”的生活，而“法輪功”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一旦被“真、善、忍”迷惑，一旦相信“業力說”，就會既迷惑又懼怕，在一種十分矛盾複雜的心態中被“法輪功”牽著鼻子走。而且練功後，每天接觸的大多是功友與“法輪功”，生活基本上被“法輪功”所占據，很少看電視，讀書，看報紙，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狀態，時間一長，對外界新鮮的東西和與“法輪功”有抵觸的言論自然聽不進去，看不習慣，從而陷入一種莫名其妙的“氛圍”，認為“法輪功”好，認為自己是在積德行善、普度眾生。
“法輪功”確實欺騙了不少善良的人，我們務必識別它的欺騙手法。
李洪誌的所謂“真、善、忍”不過是將儒、道、釋三家的某些思想作了並不高明的拚湊。他抓住人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難免會碰到一些不如意、不遂願之事，利用人們向往和追求美好的事物，同時抓住了一些人存在的精神空虛，缺乏信仰等問題，打出“真、善、忍”的旗號，讓習練者去追求，使習練者誤入歧途，越陷越深，懷疑以至徹底否定原來正確的人生信念、理想、價值目標，拋棄正常的社會生活，喪失豐富多彩的生活樂趣，一門心思去“練功”，“弘法”，以求所謂的“消業”和“最後的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