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轉型時期的珠三角發達城市，在產業升級、城市交通管理、教育改革發展方麵都出現了一些問題，有其政策出台和執行的原因，也與珠三角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密切相關。通過前幾章的具體分析，現得出以下結論：
一、珠三角地級市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其思考
第一，珠三角各市轉型過程中的政策存在一些問題。珠海產業發展尋找理性政策，東莞受困利益格局采取漸進政策，出現決策失誤；廣東產業轉移政策設計不完善，政策執行的監督和治汙不利，出現嚴重外部性；廣州、佛山處理公共交通與私家車關係，深圳幼兒園轉製、廣佛清理改製學校政策，在政府責任、價值取向方麵出現了嚴重政策失誤，影響了政策的公共性（深圳幼兒園改製過程中，問題確認，決策民主，目標、方案設計以及政策執行的宣傳、評估都出現偏差與不足，導致政策失敗）；佛科院新校園建設激化了決策體製的黨政機關矛盾，致使學校建設久拖不決。以上問題，都對各市經濟社會轉型造成了負麵影響。
第二，係統決策模型對珠三角政策分析有其適用性。珠三角形成了一種“開放兼容、務實重商、遠儒通變、開拓創新、經驗直觀”的文化，使政府易受香港及國外新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派生出“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理念以及弱政府強市場、強下級弱上級的權力格局。政府官員的市場化思維根深蒂固，宏觀調控能力和公共責任意識不強；存在改革崇拜意識，常常與中央、省府進行政策博弈。珠三角利益群體發育成熟，高度介入政策過程；社會媒體大膽活躍，公眾政策參與程度較高。係統決策模型對珠三角政策分析有其適用性，區域文化、治理理念、權力格局對政策產生的影響非常重要。
第三，區域文化可作為一種政策分析模型。戴伊的八個經典政策分析模型，並不是競爭性的，每個模型都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幫助我們理解公共政策的不同方麵。這一點在本書的分析中得到印證。筆者發現，八個模式也不在一個邏輯層次，有認識論本質層麵的，如政策過程模式，理性設計、漸進主義是一對矛盾，但也有過渡形式；有社會本質層麵的，如製度影響、精英決策、利益集團博弈、公共選擇，可用於同一政策分析。模型由關鍵要素加其他要素組成，解釋、預測各要素的作用。按這種思路，區域文化內部各要素已相當複雜，也可作為一種政策分析模型。避免係統決策模型過於龐大，嚐試解決決策的“黑箱”問題。
第四，對中國決策製度的分析豐富了製度模式內涵。西方經典的具體政策過程以及參與這一過程的各機構、群體（大眾傳媒、公共官員、利益集團、國會議員、智慧團、國會、總統和法院）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並不適用。中國的政治製度有“名實實虛”的特征，形式實權和實際實權是兩碼事。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就是如此。在中國，包括珠三角，理順黨委、政府機關的關係較之理順它們與人大機關在決策中的關係更為重要，研究黨委書記在黨委的決策權力比理清黨委與政府的關係更為重要。這應該是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豐富了製度模式的內涵。
第五，兩個概念：“真正”精英與“超時段借鑒”。第一個概念的提出，緣於珠三角市場化精英在決策中的特殊作用。精英模式的基本定義是精英以自己的價值觀而不是公眾要求決策，並不一定違反社會大眾的福利。但珠三角身居高位的市場化精英參與決策卻影響了公眾的利益。這使我們呼喚擁有普世情懷的、高瞻遠矚的“真正”精英集團。與西方對精英的理解不同，中國的精英應該包括地方中高層政府官員。“超時段借鑒”，指借鑒域外政策經驗，要全麵分析其發展背景、域外改革的實質，分析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根據需要可以借鑒別人以前的政策，這在發展中國家設計改革政策時特別重要。這是分析國內外教育政策發展得出的結論。
二、改進珠三角地級城市政策的思路和建議
目前，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轉型進入關鍵期，政府出台和執行正確的政策至關重要。對改進珠三角發達城市政策，提出以下改革思路和建議：
總的思路為：落實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理念，樹立正確的決策思想，理順先行先試和科學發展的關係，拋棄市場化崇拜與草根意識，落實政府發展公共事業的責任，調整利益格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積極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提高決策公開和公眾參與度，完善決策組織結構，規範決策程序，優選決策模式，改進決策方法，提高官員政策能力，實現決策的民主化、法製化和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