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強
假如一定要從話本小說中選出一篇代表作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中選率也許最高。夏誌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甚至認為它是“明代最偉大的作品”，並說它在表現人性上，超過了《金瓶梅》和《紅樓夢》。作品正麵描寫商人的家庭生活，細膩地表現了市民婚戀觀念的新變化，充分反映了話本小說作為市民文學的特征。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觀》的序中稱話本小說“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本篇足當此譽。馮夢龍將此篇列為“三言”第一篇，可能也是對它情有獨鍾。
其實，小說中描寫商人外出經商而後院起火的事，古已有之，唐代的《瀟湘錄》中有一篇《孟氏》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維揚大商常在外經商，其妻孟氏與一美少年吟詩傳情，相好逾年。後大商外歸，孟氏與情人憂泣而別。這一故事的結構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如出一轍，隻不過帶有唐代獨具的詩意特征。而明代這樣的小說更多，如《玉堂春落難逢故夫》中山西商人沈洪外出，其妻皮氏與人通奸，以致謀殺親夫。比較而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所寫，既沒有前者那樣的詩情畫意，也沒有後者那樣的淫邪狠毒。
它所展現的隻是普普通通的情感經曆與家庭變故。因此，這篇小說最值得稱道的還是它的心理描寫。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心理描寫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它深刻地揭示出人物情感世界的複雜。王三巧雖然在丈夫蔣興哥外出經商時與人另有私情，但作者並沒有把她簡單地刻畫成一個淫婦，而是細致地表現了她心理的變化過程。按作者的介紹，蔣興哥與王三巧本是非常美滿的一對，“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以致蔣興哥“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當蔣興哥提出要去廣東料理生意時，作品特別用大段筆墨渲染了他們的難舍難分：
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舍不得，兩下淒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茬苒，不覺又攘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隻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著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著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興哥上路，心中隻想著渾家，整日的不瞅不睬。
這看似瑣細的筆墨，其實是作者匠心獨運的鋪墊。楊絳在評《紅樓夢》時說過一句很精彩的話：藝術是克服困難。作者將兩人感情寫得如此之深厚，實際上也是為自己設置的“困難”。因為夫妻如此情深意長，按理說是不會有移情別戀的事，但後麵卻又真真切切地發生了。而要使這一切變得合情合理，當然必須對人物心理有深入的體會。
王三巧本來謹守婦道，“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但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時間越長，思念也越長，特別是到了合家團圓的除夕，王三巧更是觸景傷情，倍感淒楚。因為思夫心切，以致問卜算卦，為情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心理動機：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隻為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隻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著這個俊俏後生。
這個俊俏後生是外地商人陳大郎，他與蔣興哥穿著打扮十分相像，是王三巧誤認的現實基礎；而誤認之際，“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窗兒拽轉，跑在後樓，靠床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個不住”。這一細節更寫盡了少婦的羞澀。如果不是作者在開篇已經交待故事的發展趨勢，讀者很難想象這樣一個本分的良家婦女如何會紅杏出牆。而人物有違初衷的行為究竟怎樣發生，令讀者對其心理的轉變充滿了好奇，又使得本篇如敘家常的情節獲得了與衝突激烈的作品一樣扣人心弦的懸念。
促成這一轉變的是薛婆的引誘。這一情節與《水滸傳》及《金瓶梅》的“王婆貪賄說風情”頗為相似，其間極有可能存在借鑒關係。但與後者相比，在表現人物心理方麵卻有明顯差別。“王婆貪賄說風情”給人印象最突出的是王婆，她定下所謂“挨光計”，將勾引潘金蓮的過程分為十個步驟，看上去非常細致，但落實起來卻沒有那麼複雜。關鍵在於潘金蓮一開始就被作者定位為“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