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倒什麼話都有的接。”
“本黨的宗旨一貫是這樣，你是本黨黨員本黨就將你開除出去，你不是本黨黨員本黨就將你發展進來——反正不能讓你閑著。”
我尖聲笑，笑得從椅子上滑下來單腿跪在地上。別人都看我。李江雲對吳胖子說：
“你是不是以為我特想入你們的黨？”
“噢，這點本黨黨章早有規定：不管你是否願意加入本黨，隻要本黨看你順眼你就是本黨黨員——愛誰誰吧。”
“瞧他笑的。”李江雲看我。“你們是不是可找到開心的人？”
“不是不是。”我笑著站起來。“我是想起一個山東快書的段子：當哩個當，當哩個當，你先叫我入了你那個襠，我就叫你入了我這個黨。一個支書對積極要求入黨的女群眾說的。”說完我又笑成一團。
李江雲問吳胖子：“好笑嗎？”
吳胖子搖搖頭：“不好笑。”
“我怎麼覺得挺下流。”李江雲說。
“那就對了。”吳胖子說，“我們已經提請地方司法部門對他予以刑事拘留處分。”
“對這種人這樣倒是必要的。”
“不不，本黨此舉完全是下意識的，凡本黨黨員均要輪流蹲班房——為了活躍黨內政治空氣。”
這段話是典型的王朔式幽默，是王朔的所有敘事作品中不變的對話風格。由這種話語風格構成了這些“痞子”們的文化共同性意識。上麵這段對話發生的環境聽上去就像一段黑社會接頭的切口，是方言、吳胖子等人正在玩牌時新婚夫婦和李江雲進來後發生的對話。前麵是吳胖子同新婚夫婦調侃的話，但那位傻乎乎的妻子完全不明白；後來便轉向了李江雲，便發生了上麵這段對話。顯然那對新婚夫婦不是這幫人的同濟，而李江雲則是屬於他們這個文化圈，所以她同他們的對話就具有了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機鋒。王朔作品中的人物語言，尤其是那些具有強烈的幽默感和藝術魅力的話語，可以說都是在這些充滿機鋒的對答中進行的；而這些話語恰恰是這些“痞子”生活方式的基本內容之一。由此可見，這些“痞子”們不可能與同儕脫離、更不可能與他們共同活動的都市文化環境脫離。
在一部用王朔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講述了這些“痞子”在更年輕的階段的生活經曆。那是在1968年底“老三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後的日子，那些比“老三屆”中學生更小一點的孩子們，特別是生活在軍隊大院裏的“高幹子弟”們，早已離開了學校教育的常規環境，現在又隨著“老三屆”的離去而脫離了幾年前的一代少年開始的意識形態革命的軌道，變成了遊離於正統意義上的社會生活，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紈絝子。影片中以一個名叫“馬小軍”的青春期少年的經曆和眼光展開了對這一代人性格形成過程的描述：他們到處打架、闖禍，他們的性騷動等等。總的說來，他們的行為與以前的青少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以一種普遍的、公開的方式開始了脫離意識形態和成年人規範的尋求同濟的亞文化活動。馬小軍他們會僅僅為了證明自己屬於這個小社會圈而去打架鬥毆或幹點別的什麼違反社會道德要求的事；他們如果遇到了麻煩所依靠的也是這個小文化圈，靠互相串連糾集同夥來解決問題。有時會出現這樣的奇怪場麵：兩撥人各自糾集人馬來算賬，最後發現雙方找來的人互相都是朋友。很明顯，這打架鬥毆的雙方其實同屬於一個社會文化圈。
在這部影片所描寫的生活發生的時期之前僅僅數年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們這種行為還在觀念上是不被接受的。比如在那時拍攝的一部電影《小足球隊員》中，一群中學生因為與班級足球隊發生了矛盾，便脫離班級隊自己組織了一個“無名隊”與班級隊對抗。故事中的“無名隊”顯然具有遊離於社會秩序的小文化圈傾向，在電影中受到了批評——電影的解釋是，脫離班級集體、脫離老師的引導，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的小團體必然會被“壞人”引向邪路。當時的中學生生活中，像“無名隊”這樣的事也許的確有，但同樣肯定的是，一定會被學校和社會所製止。而到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從一般社會觀念來講，當然仍不會承認這種脫離社會秩序的同儕團體行為的合理性，而實際上已對這類行為沒有任何約束性的行為了，所以這個時期成了馬小軍們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種亞文化開始發育起來。
80年代的“痞子”文化從根源來看，正是馬小軍的青少年亞文化的衍生物。與馬小軍們不同的是，方言這樣的“痞子”屬於一個更高層次的文化圈，不再是一個青少年問題，而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的一種亞文化形態。與青少年亞文化問題不同，“痞子”們所反對和遊離的不是整個都市社會秩序，而隻是一種意識形態傳統。所以方言們不會像馬小軍們那樣受到“大人們”的側目，除了警察偶爾會光顧他們之外，他們的活動基本上是優遊自如、無所顧忌的。在王朔筆下的這個亞文化圈，他們的行為是非道德的和非意識形態的，並通過這種行為確定了自己的同濟歸屬。但他們的行為動機卻並不在這些行為的實際目的方麵，用他的話說，“玩的就是心跳”，隻是為了確證他們自己的存在狀態。他們沒有理由真的反對整個社會秩序，一方麵是因為他們的所有行動的可能性都不能不依附於這個秩序，同時他們比馬小軍們會更明智地判斷自己的存在處境，所以不會幹青春期少年所幹的傻事。從這個角度來講，從馬小軍們的青少年亞文化到方言們的“痞子”行為，一種亞文化變得越來越與都市的主流文化兼容了。這是中國20世紀都市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都市文化的主流不是從傳統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中發育出來，而是在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交融中雜交、生成著。方言們的玩世不恭在有些作品中又會帶上幾分介入和縱控、影響社會活動的意圖，比如在《頑主》乃至後來的通俗溫情敘事《編輯部的故事》、《海馬歌舞廳》等敘事中所表現的那樣。這種轉向表明這個文化圈正在逐漸意識到自己在新的都市文化中越來越具有的主流化的地位和價值。“痞子”於是開始向“好人”轉變，當然，這不是過去的市民文學中那種好人，而是與當代都市文化發展相聯係的、開始向社會主流靠攏的“好人”。